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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湖南美景創意動畫設計有限公司的公司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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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叄』 「中國民歌知多少」觀後感

解放前，種瓜調一直在利川市城和汪營、柏楊等地廣為流傳，並在歌唱間伴有打擊樂器。湖北利川是《龍船調》的故鄉，1955年春節，利川舉行全縣業餘音樂、舞蹈、戲曲匯演，《種瓜調》受到好評。後經利川縣文化館幹部周敘卿和黃業威收集整理，加工潤色，改為表演唱《龍船調》。《龍船調》以《種瓜調》為基礎，積累了當地勞動人民長期的生活經驗和智慧，字里行間透露出濃濃的生活氣息，經過反復推敲錘煉，詞義更加精煉，旋律更是極其流暢、優美動人，集中而風情萬種地表現了土家么妹兒的嬌羞、嫵媚，秀才的酸腐、挑逗以及駝背艄公的幽默、野性，從而完成了從形式到內容的重大飛躍。1957年利川民間藝人汪國盛、張順堂首次將《龍船調》作為參加全國第二屆音樂舞蹈匯演節目在北京懷仁堂演唱，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武漢歌唱家劉家宜最早將她唱的《龍船調》灌成唱片流行全國，王玉珍又將《龍船調》唱到了日本，還有著名歌唱家王潔實、謝莉斯、魏金棟、李谷一、湯燦等多次傳唱。 著名歌唱家宋祖英將其唱到了悉尼歌劇院、維也納金色大廳、美國肯尼迪藝術中心，在全球掀起了傳唱《龍船調》的熱潮。

2.茉莉花
①民歌名，在中國及世界廣為傳頌，中國民歌。
起源
「茉莉花」小曲（即民歌）曲名為「鮮花調」，有幾百種鳴唱法，但大同小異，實際就是一種，音樂界稱為「近似音調」。這種曲調廣泛流傳於明、清，主要流行區在江浙。據已故音樂史論家章鳴（原中國藝術研究院民族音樂研究所研究員）等專家考證清代的「鮮花調」是在明代已流行於揚州的「鮮花調」基礎上的發展。揚州清曲，以及從揚州清曲中汲取豐富營養的揚劇，都有「鮮花調」曲牌，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我國音樂源遠流長，但最大遺憾是，長期以來大多數只有曲牌名及歌詞，很少有曲譜記載。現存最早的「鮮花調」（又名「仙花調」）歌詞，見於清乾隆三十九年（1771年）揚州戲曲演出腳本《綴白裘》叢書中《花鼓》一劇的「仙花調」。現在發現最早的曲譜，國外見於由英國人希特納於1804年出版的《中國旅行記》中記載的「小調」（有譜無詞，後被義大利作曲家普契尼運用到歌劇《圖蘭朵》中）；國內最早記譜為工尺譜，此工尺譜記載在清道光元年（1821年）刊行的《小蕙集》上，由揚州清曲家王萬卿演唱、張中操記譜、武俊達校訂，王萬卿演唱的「鮮花調」更接近當代流行的「茉莉花」；再次為1840年抄本《張菊田琴譜》之古琴曲。
現代首次以簡譜形式面世的「茉莉花」，1957年由前線歌舞團到北京作匯報演出，演唱很成功，後灌制了唱片，在國內外廣為流傳。
80年代中期，按照文化部的部署，揚州大規模採集民歌，所收錄的1000餘首民歌中，就有儀征、江都、興化三種「茉莉花」，詞曲大同小異。90年入選《中國民歌集成.江蘇卷》的揚州民歌達230餘首，「茉莉花」（即「鮮花調」以7種詞曲形式列入該書，第一種即為何仿這一首，在其曲最後注有「佚名唱，何仿整理詞、記譜」。
起源爭議
1942年，新四軍戰士何仿在江蘇六合採風時，記錄了一首當地民間藝人演唱的《鮮花調》。1957年，已在南京前線歌舞團工作的何仿，將其改編成了民歌《茉莉花》參加全國匯演，《茉莉花》被首次標名「江蘇民歌」。但《鮮花調》早在清末就唱遍全國，山東省就有《鮮花調》，假設何仿在臨清記錄了這首民歌，並由山東前衛歌舞團演出，今日豈不成了山東民歌？因此筆者認為，最先「注冊」與它的原產地，是兩碼事。
有文章說，據已故音樂史學家章鳴考證，「清代的《鮮花調》是明代已流行於揚州的《鮮花調》基礎上的發展」，據筆者考證，《鮮花調》之名卻最早見於清乾隆年間。揚州清曲有《鮮花調》，這是不辯的事實。但據中國戲曲音樂、曲藝音樂、民間歌曲等集成記載，全國各地到處都有《鮮花調》，證明《鮮花調》最早出現於揚州清曲中非常牽強，至於傳播到全國的方式，有人提出是通過歌妓的說法也不能讓人信服，至今並沒有發現歷史上有揚州歌妓跑遍全國的記載。還有人提出，英國人希特納於1804年出版的《中國旅行記》中記載的「小調」（即《鮮花調》，有譜無詞，後被義大利作曲家普契尼運用到歌劇《圖蘭朵》中），就來自於揚州清曲，同樣也沒有拿出確鑿的證據。[1]
發展和影響
我國地域遼闊，歷史悠久，民族眾多，因此廣泛流傳的民歌小調數量也甚多。它們就像暮春三月花園中的百花，奼紫嫣紅，姿態萬千，芳香四溢。其中有一個品種姿壓群芳，栽培悠久，廣受大眾喜愛，她就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民歌小調《茉莉花》。
《茉莉花》自古以來流行全國，有各種各樣的變種，但以流行於江南一帶的一首傳播最廣，最具代表性。她旋律委婉，波動流暢，感情細膩；通過贊美茉莉花，含蓄地表現了男女間淳樸柔美的感情。早在清朝乾隆年間出版的戲曲劇本集《綴白裘》中，就刊載了它的歌詞，可見其產生流傳年代的久遠。
十八世紀末年，有個外國人將她的曲調記了下來，歌詞用意譯的英文和漢語拼音並列表示。後來，又有個叫約翰·貝羅的英國人來華，擔任英國第一任駐華大使的秘書。1804年，他出版了自己的著作《中國游記》。也許在他眼裡《茉莉花》是中國民歌的代表吧，所以在著作中特意把《茉莉花》的歌譜刊載了出來，於是這首歌遂成為以出版物形式傳向海外的第一首中國民歌，開始在歐洲和南美等地流傳開來。
1924年，世界著名歌劇大師、義大利作曲家普契尼在癌症的病患中完成了歌劇《圖蘭多特》的初稿後逝世。該劇以中國元朝為背景，虛構了一位美麗而冷酷的公主圖蘭多特的故事。普契尼把《茉莉花》曲調作為該劇的主要音樂素材之一，將它的原曲改編成女聲合唱，加上劇中的角色全都穿著元朝服飾，這樣就使一個完全由洋人編寫和表演的中國故事，有了中國的色彩和風味。1926年，該劇在義大利首演，取得了很大成功。從此，中國民歌《茉莉花》的芳香，隨著這部歌劇經典的流傳而在海外飄得更廣。
據近年來媒體報導，《茉莉花》原名《鮮花調》，本來有三段歌詞，依次歌唱茉莉花、金銀花和玫瑰花。1942年，音樂家何仿到隸屬江蘇省南京市的六合區金牛山地區采風，從當地一位知名的民間藝人那裡，採集到了這首在當地廣為傳唱的民歌，將她的曲調及歌詞一一記錄了下來。1957年，他將原曲原詞作了改編，三段歌詞都用同一曲調，由原來歌唱三種花改成集中歌唱茉莉花，並以悠揚婉轉的拖腔作結束，遂成為現在大家所熟悉的這個樣子。該曲當年由前線歌舞團演唱，後由中國唱片社出了唱片，於是得到進一步的流傳。
本世紀初年，張藝謀在它導執的申奧、申博宣傳片中，都用《茉莉花》作背景音樂。2003年8月3日，2008年奧運會徽——「中國印.舞動的北京」在北京天壇公園祈年殿隆重揭曉。當著名運動員鄧亞萍和著名影星成龍扶著會徽緩緩走上祈年殿時，管弦樂又響起了《茉莉花》的旋律。此時此刻你所聽到的《茉莉花》的樂聲，委婉中帶著剛勁，細膩中含著激情，飄動中蘊含堅定，似乎向世人訴說：《茉莉花》的故鄉——古老的中國正在闊步向前。隨著這些電視片的播放，相信《茉莉花》的芳香，將飄得更遠更廣。

3.康定情歌
《康定情歌》是上個世紀30年代誕生於四川康定的一首民歌，經考據《康定情歌》的作者是四川宣漢的李依若創並於40年代，逐漸流傳開來。40年代中期，就讀於重慶青木關國立音樂學校的福建學生吳文季在從軍的康定人中收集到此歌，然後將此歌轉交給他的老師伍正謙。伍正謙十分喜愛，又請作曲系的江定仙老師配樂伴奏以便演唱。江定仙配好伴奏後，將原名《跑馬溜溜的山上》改名為《康定情歌》，後來伍正謙在學校的一次音樂會上首次演唱了這首歌曲。後來，江定仙又將此歌推薦給了當時走紅的歌唱家喻宜萱，喻宜萱同年在南京舉辦的個人演唱會上公開演唱了此歌，以後便將此歌作為自己的保留節目，從南京唱到了大西北，從國內唱到了國外，使《康定情歌》傳遍了世界。

4.走西口
據說它已經流傳了一兩百年。這首歌不但山西人會唱，山西鄰近的內蒙、陝西，甚至更遠一點的寧夏、青海、甘肅也有許多人會唱。
中國有句老話叫「十里不同音」，說的是民歌有很強的地域性。之所以西北許多地方的人會唱《走西口》，原因大概是，當時有許多山西人曾到過這些地方，他們中的一些人一直在唱這首歌，時間長了，當地人也學會了。
山西河曲民歌《走西口》道出了一對新婚夫婦生離死別的悲苦與近代山西人出外謀生的艱辛，它的背後有著深刻的社會、歷史、自然、地理原因。走西口是對命運的挑戰，是對新環境的開拓。走西口固然艱辛，可是勤勞智慧的人們走出了一片新天地，正是他們開啟了「海內最富」的輝煌時代。走西口這一自發行為深刻地改變了山西與蒙古地區的發展進程。
文化背景
清代是中國人口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期。清初通過康雍乾三世的恢復發展，到乾隆朝全國人口突破三億大關。人地矛盾尖銳，大量內地貧民迫於生活壓力，「走西口」、「闖關東」或「下南洋」，形成近代三股大的移民浪潮。「走西口」是清代以來成千上萬的晉、陝等地老百姓湧入歸化城、土默特、察哈爾和鄂爾多斯等地謀生的移民活動。「走西口」這一移民活動，大大改變了口外蒙古的社會結構、經濟結構和生活方式。同時，占移民比例極高的山西移民，作為文化傳播的主要載體，將山西的晉文化帶到了內蒙古中西部地區，使當地形成富有濃郁山西本土特色的移民文化。晉文化作為農耕文化的一部分，通過人口遷移，與當地的游牧文化相融合，形成富有活力的多元文化，豐富了中國的文化。
山西北部土地貧瘠，自然災害頻繁，生存環境的惡劣迫使晉北很多人到口外謀生。「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的山西舊謠充分說明「走西口」者多為自然災害引起的飢民。清光緒三年至五年，山西等省大旱三年，出現被稱為「丁戊奇災」的近代最嚴重的旱災，甚至部分地區寸雨未下。自然災害引起的人口流遷，以忻州、雁北等晉北地區最為突出。晉北各州縣貧瘠的土地，惡劣的自然環境迫使大批百姓離開故土。例如「陽高地處北塞，砂磧優甚，高土黃沙，滿目低土，鹼鹵難耕……地瘠民貧，無所厚藏，一遇荒歉，流離不堪。」在貧瘠的土地，寒冷的氣候，無川流灌溉的惡劣自然環境里，晉北人生活困苦。每遇災歉，人們不得不流離失所，奔赴口外謀生。
「走西口」是一部辛酸的移民史，是一部艱苦奮斗的創業史。一批又一批移民背井離鄉北上口外蒙古，艱苦創業，開發了內蒙古地區。更重要的是，他們給處於落後游牧狀態的內蒙古中西部帶去了先進的農耕文化，使當地的整個文化風貌發生了根本的改變。伴隨著「走西口」移民的進程，口外蒙古地區以傳統單一的游牧社會演變為旗縣雙立，農耕並舉的 多元化社會。在這一演變過程中，作為移民主體的山西移民做出了極大的貢獻。由於山西移民在移民中占絕大多數，因而當地的移民文化更多地富有晉文化的特色，也可以說是晉文化在這一地區的擴展。
人口的流動，帶動了文化的傳播，而文化的傳播，又拉近了地區間的距離，增強了它們的認同感。「走西口」這一移民浪潮，大大促進了內蒙古中西部地區與內地的交流，進一步增進了蒙漢之間的民族感情，對我們多民族國家的繁榮穩定產生了一定的積極的影響。

還有很多可以查一查，如雲南民歌《小河淌水》，東北民歌《烏蘇里船歌》，陝北民歌《送情郎》都很好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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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故里之爭愈演愈烈 急功近利易出偏差

爭奪名人故里，古已有之，於今為烈。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伴隨著「文化搭台，經濟唱戲」的風行，原本少人關注的鄉土名人頓時成了「香餑餑」。各地深挖名人資源，借名人之名舉辦的節慶活動、祭祀慶典、招商項目，以及建設的文化園區、文化廣場等數不勝數。
許多歷史名人的籍貫，或因年代久遠記載不詳，或因行政區劃變遷而隨之變動，或根本就是神話傳說而難以考索，在學術界尚無定論的情況下，各地紛紛爭搶，此現象值得思考。

從實有其人到虛構人物，從對簿公堂到網路搶注

還有多少名人可供挖掘？

2000多年前，夜郎國里的那個天真地問漢朝使臣「漢與我孰大？」的國王大概做夢也想不到，自己的國名竟然成為後人爭奪的目標。

10月16日，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縣在長沙召開「夜郎古國」策劃評審會並通過《中國新晃夜郎文化旅遊項目概念性規劃》，宣布將斥資50億元重建夜郎古國。消息一出，貴州、雲南等地立刻有學者表示「新晃此舉，不會動搖我省學界倡導大西南各省區聯合打造夜郎文化品牌的決心」；同時學者們也提醒當地政府，「打造夜郎文化品牌不應老是停留在學術研究的層面，應該拿出具體的行動來。」貴州省作協副主席歐陽黔森說：「夜郎國在貴州是有定論的，新晃縣的50個億就能搶走夜郎的歸屬？50個億存銀行一天的利息是多少？得來多少遊客才能賺回來？我不看好這個項目的前景。」

「夜郎之爭」不過是近些年來中國愈演愈烈的名人故里之爭的最新一例。

據不完全統計，自2000年以來全國見諸媒體的名人故里之爭就有上百起。四川江油和湖北安陸爭奪李白故里；河北豐潤、遼寧遼陽和鐵嶺、江西武陽三地爭奪曹雪芹故里；河北臨城、正定兩地爭奪趙雲故里；重慶奉節和四川彭山爭奪劉備故里；安徽亳州和河南永城爭奪曹操故里；湖北襄樊和河南南陽爭奪諸葛亮故里；陝西寶雞和山西高平爭奪炎帝故里；安徽渦陽、河南鹿邑、甘肅臨洮爭奪老子故里；安徽鳳陽、滁州和江蘇盱眙爭奪朱元璋故里……總之，帝王將相、文人墨客、才子佳人，只要有點名氣，都在爭搶之列。

如果說歷史上確有其人的名人尚可一爭，那麼像孫悟空這樣純粹的虛構人物的故里之爭不免讓人嗅到一股荒誕劇的味道。據稱，福建順昌找到了孫悟空的墓地，山東考證出了泰山就是「花果山」原型，江蘇連雲港[6.56 0.92%]則表示水簾洞就在當地的花果山裡，而山西婁煩的文物旅遊部門已經決定開發建設「花果山孫大聖故里風景區」。對此，有網友諷刺說：「縱然是神通廣大的齊天大聖，這下子也找不到自己的老家了。」

更不可思議的是，西門慶這個一向以「大淫賊、大惡霸、大奸商」的藝術形象著稱於世的虛構人物，竟然也有山東陽谷、臨清和安徽的黃山三地爭奪。盡管後來三地政府撇清說「爭奪西門慶故里是媒體誤讀」，但是與《金瓶梅》、西門慶有關的低俗旅遊項目仍然在當地上演。

為了爭奪名人故里，爭議雙方不惜把官司打到了國家有關部委。去年8月，湖北安陸在央視4套投放城市宣傳片「李白故里，銀杏之鄉，湖北安陸歡迎您」；此後不久，四川江油向國家工商總局狀告安陸「侵權」，安陸的宣傳片因此遭央視停播。9月，安陸申請注冊了商標類別中第四十一類的「李白故里銀杏之鄉」商標；10月，江油一口氣申請注冊了幾十個類別的「李白故里」商標。當江油官員聽說國家工商總局批復安陸用「李白故里」做旅遊宣傳不構成侵權時，竟稱：「不排除將安陸和國家工商總局告上法庭的可能。」至今，在兩地政府的官方網站上仍然各自掛著「李白故里」的標語和李白的塑像圖片。

爭奪名人故里的戰火已燒到了網路。除了以名人故里注冊域名和通用網址之外，名人及其故里的商標成了另一個爭奪目標。在國家工商總局商標局的注冊商標查詢系統里，以「夜郎」為關鍵詞進行查詢可以得到100多個結果，僅以「夜郎古國」為注冊商標的就有3個。

扭曲事實架空歷史，故里之爭負面影響不容忽視

「我們對於文化是不是太過實用主義了？」

「我覺得這種做法沒有任何意義，我堅決反對。」提起近來的幾次名人故里之爭，中國文物學會名譽會長、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專家委員會委員謝辰生說，「挖掘名人資源不能走火入魔。西門慶是什麼人？敗類！這樣的人都能讓地方政府急著給他找個家鄉，這簡直是文化的墮落，凸顯了一些地方一切向錢看的傾向。」

「弘揚本土本鄉的名人，重在弘揚其精神實質。『夜郎自大』本來是一個貶義詞，是批評那些視野狹窄、妄自尊大的人的，難道這也值得弘揚？打名人牌不能總是上項目，現在各地建的名人故居和文化旅遊園區，不過是個小盆景，沒什麼精神內涵。」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專家委員會副主任、中國民俗學會名譽理事長烏丙安認為，爭奪名人故里對於中國文化所造成的負面影響不容忽視。

幾年前，某地要搞黃帝故里，請烏丙安去參加論證會，被他婉言謝絕。烏丙安說：「第一我不是文物專家，第二當地沒有文物考古的基礎。有人說當地挖出了一具遺骨，經DNA檢測，判斷是黃帝的。這實在荒唐，如果那具遺骨是女性的怎麼辦？難道說是王母娘娘的？」

烏丙安認為，關於夜郎國的歷史記載和考古發現並不多，單憑這點東西，是難以復原古國原貌的。「最後恐怕還是要靠想像，說不定會搞出什麼奇形怪狀的東西出來。研究夜郎古國的可不只是中國人，我們周邊的日本、越南等國都有學者在做這方面的研究，如果我們弄出來的東西不倫不類、不符合歷史事實，豈不是鬧國際笑話，讓外國人瞧不起？」

這樣的擔心不是沒有根據的。烏丙安說，幾年前他曾在某地的少數民族園里看到了只有太平洋[12.75 -2.52%]島國波利尼西亞才有的圖騰柱，而當地官員說這就是這個少數民族的傳統。「把人家的東西搬過來硬說是自己的，這不僅僅是無知和可笑，更是對民族文化的不負責任。」

「這些現象的出現追根溯源都可以追溯到『文化搭台、經濟唱戲』這句流傳甚廣的口號上。」文化學者、作家肖復興說，「如果說在初期為了振興經濟，使用這個口號還情有可原，那麼後來則步入歧途，越走越遠，已經掉進商業主義的泥沼之中難以自拔了。」

肖復興認為，在地方政府的發展沖動和政績壓力下，文化不過是一個木偶，誰都可以拿過來牽著線動一動、用一用。「對於文化，我們缺乏敬畏之心，我們的眼睛盯著的不是文化而是經濟。」他問道：「我們對於文化的態度是不是太過於實用主義了？我們對於文化與經濟的關系的理解是不是過於淺薄了？」

故里之爭凸顯經濟訴求，急功近利易出偏差

「同情之理解」和「嚴格之要求」不可偏廢

對於名人故里之爭也不全是否定的聲音。有學者認為，通過文化發展經濟的思路和做法本身有其合理性，重要的是防止因急功近利而出現偏差。

文化學者、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張頤武就認為，社會對於開發名人故里應有一種「同情之理解」和「嚴格之要求」，二者不可偏廢。他說，名人故里之爭愈演愈烈折射出的是經濟欠發達地區求發展的迫切心理，爭奪名人故里本質上就是爭奪經濟資源。

縱觀這些年的故里之爭不難發現，爭奪名人故里最起勁的地方大都位於中西部經濟欠發達地區，相當一部分是國家級或省級扶貧重點縣。自然條件惡劣、工農業基礎薄弱、財政收入微薄，在這樣的條件下，如何發展經濟，的確令當地政府苦惱。而挖掘名人資源、帶動旅遊文化產業，進而促進當地發展，自然成為最順手、最方便的選擇。當地官員也不諱言，打名人牌的目的就是招商引資、發展經濟。

以新晃縣為例，2009年該縣的財政收入為1.1億元，尚不及中國百強縣第一名的一個零頭。新晃縣財政局的一位負責人說，正因為貧困，只依靠自身努力難以實現經濟的高速發展，只有通過挖掘夜郎文化，引進外來資金，把這個項目做好了，通過發展旅遊搞好經濟，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民生問題。

天津歷史學學會理事裴鈺認為，故里之爭是區域經濟競爭的必然結果。他舉例說，「黃帝故里」之一的陝西黃陵縣在「十一五」期間，旅遊業年均遞增27.2%，遠超過當地其他產業(工業年增7.7%，農業年增9.3%)。

四川江油通過開發李白系列旅遊產品提高了當地知名度，促進了經濟發展。在「5·12」汶川大地震發生之前，江油旅遊業的年收入就已超過13億元，年增速超過30%。

近期鬧得沸沸揚揚的「曹操墓事件」則是開發名人經濟的又一例證。在墓穴真偽尚未斷定的時候，就有人算了一筆賬：相關旅遊開發可以為河南當地帶來每年4.2億元的收益。

巨大的經濟利益，成功者的示範效應，求發展的迫切願望，三者結合，導致各地的名人故里項目紛紛上馬。這些項目的顯著共性就是大，投資動輒上億元，佔地動輒數千畝。但是資金從哪兒來？土地經過了哪些審批手續？項目經過了多少科學論證？……這些疑問卻鮮有解答。

對此張頤武分析，一些地方之所以在這件事上出問題，一是生拉硬拽，稍有點歷史聯系，就敢大上項目；二是缺乏科學論證和公關宣傳，沒有得到民眾、輿論的理解和支持，項目還沒上馬，就先成了眾矢之的；三是一些地方搞政績工程，勞民傷財，惹人反感。「現在只要一提爭奪名人故里，沒有不罵的，這也是值得商榷的，」張頤武說，「我個人還是認為，發展沒有錯，關鍵看怎麼做。」

他說，現在地方政府或者有些企業，思路比較單一、狹窄，只是一看別人有個景點自己就也搞個景點，這種重復性的思路是沒法發展的。「你從這個縣到那個縣看的都是一樣的故里，只是張三換成李四，那還怎麼找到真正的文化創意發展的內源性的點？」張頤武認為，像北京798、深圳大芬村這樣通過文化發展經濟的成功例子已經說明，「文化創意、文化發展不僅僅是通過開發一個古跡，變成一個旅遊點，就能夠解決的，需要在原發性、內生性上面下功夫，找到一個和本地經濟文化發展趨勢相結合的點。」

文化部：虛構的、負面的人物不宜命名(鏈接)

文化部、國家文物局今年7月聯合發出通知，要求對歷史文化遺產要進行科學甄別，對歷史文化名人的故里、故居、重要文物所在地的認定，要本著積極有益、少而精的原則，由權威的學術機構和專家參與進行認定。對於有爭議的、未經認定的，不宜命名或宣傳。嚴禁利用歷史或文學作品中反面或負面的人物形象建設主題文化公園、舉辦主題文化活動等。為保證命名的嚴肅性，各地不宜對一些負面的文化現象、歷史人物和文藝形象、文藝作品中虛構的人物進行命名故里等活動。

通知指出，目前各地在文化遺產保護開發的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嚴重的問題和不良的現象：一是打著傳承名人文化的旗號爭奪名人故里，表面看是為了保護文化遺產，實際上是競相爭搶經濟利益，名人故里之爭中對於文化遺產經濟價值的過度追求，已然將文化遺產商品化。二是興建假文物，對文化遺產進行不恰當的商業利用和運營，過度的商業炒作和破壞性開發，使文化遺產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壞。三是盲目舉辦祭拜活動，缺乏嚴肅性，造成傳統文化內涵被嚴重扭曲。四是有的地方肆意炒作一些負面的文化現象、歷史人物和文藝形象，產生了不良的社會影響，有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柒』 臨清市怎麼聯系航拍

打電話到文化局或無人機俱樂部詢問一下他們應該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