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三进马耳山观后感

A. 苏东坡转读后感

苏东坡读后感 苏东坡传看完了，苏轼可谓命运坎坷，他的命运完全掌握在朝庭某些人手中，这是他的悲哀，也是那个时代读书人共同的悲哀，起也好贬也好，唯令是从，大起大落，富贵与凄凉，他都经受了，但至死性情不变，诙谐、风趣、达观，可以居于京都，可以居于东坡。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千古绝唱，纯洁的思想是淳朴生活的基础，我虽一芥草民，亦能够从中悟出一些活出生活真性情的道理，无论是处于闹市，还是独行于东山。 东风知我欲山行， 吹断檐间积雨声。 岭上晴云披絮帽， 树头初日挂铜征。 其实苏东坡所居之东坡，平凡之至，但是在他的眼中，在他的感受里却不是常人所能感受到的，一个人有了愉悦的心情，才有了能够使人感受愉悦心境的文章，他有一次写信给他的朋友说：我一生之至乐在执笔为文之时，民中错综复杂之情思，我笔皆可达之，我自谓人生之乐，未有过于此者也。 我有时也会有这样快乐的感觉，思绪所至，非记之不可，打开电脑，文思泉流涌，任手下十指翻动，对面如有一位栩栩如生之好友，我与之娓娓道来：流畅欢快，是快乐之时，忧伤如烟，是郁郁之刻，能够记述自己的思想，让自己的思想停驻，回味，思考，所有的品尝都是美好的，人生须臾，能够留下些许特色灵魂的性情也不虚此行。

B. 苏轼的读后感

苏轼著作文献读后感
邓乔彬：“……因为苏轼出入于佛老，在遇危难之时能努力做到恬然自适、随遇而安，泰然面对一切。……苏轼在他被贬多次。且越贬越远后，依然能做到坦然处之。正因为他有这种不为穷通所扰、处惊而不变得乐观精神和人生态度，所以对于柔奴所说的‘此心安处是吾乡’大加赞赏，以至有此词之作。而我们也不妨可将它看成是苏轼借柔奴之口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苏轼在初贬黄州之时，自感政治环境的险恶，因而《卜算子》之写孤鸿，有‘拣尽寒枝不肯栖’之句。而一旦从佛道思想中得到解脱后，他的其他作品就能写得超旷悠然。待到自己被贬岭南后，他还真能做到‘此心安处是吾乡’。在惠州是如此，被更远地贬到海南的州之后仍然如此。有了旷达的情怀，就能随遇而安。这首《定风波》似是为柔奴而写，却又是自己人生态度的寄寓，同时又成为今后生活的预言，确实很有意义。”
苏轼的《贺新郎》：
乳燕飞华屋，悄无人，桐阴转午，晚凉新浴。手弄生绡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渐困倚、孤眠清熟。帘外谁来推绣户，枉教人梦断瑶台曲。又却是、风敲竹。 石榴半吐红巾蹙，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秾艳一枝细看取，芳心千重似束。又恐被、西风惊绿。若待得君来向此，花前对酒不忍触。共粉泪、两簌簌。
邓乔彬：“苏轼自称‘早岁便怀齐物志，微官敢有济时心’（《和柳子玉过陈绝粮》），有积极用世之心，但因政见上的分歧，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他也就免不了会运用《离骚》以来的‘芳草美人’传统，表现君臣难以遇合的感触。词中的美人应是作者自喻，她的被冷落自然也如自然生活中一样，梦中的期待与醒后的失望，表现出心中的真实情感。至于团扇的形象，又有秋扇见捐的特定涵义。石榴花的‘伴君幽独’可看出一片忠心，而年华易逝、红花难久则有《离骚》‘恐美人之迟暮’的寓意。……苏轼在他的经历中，有过君臣遇合的缺憾，后来更是因为‘乌台诗案’而获罪，成为‘元佑党人’而被贬。如果写作此词之时他任官于杭州，还是在获罪和被贬之前，那么‘伴君幽独’的一片忠心和狷介之士的形象，无疑是有寄托。”
王双启：“苏轼（1036-1101）是北宋时代的一位大作家，是全面多能的文学家、艺术家。在文学创作上，他兼长众体，诗、词、文、赋都达到了高度水平；擅作枯木竹石之类的‘文人画’能表现一种高雅的韵致，尤其是擅长书法……苏轼能把文学艺术的多种才能集于一身，而在进行创作的时候，又能互相补益、互相促进，相得益彰，正是所谓一通百通，左右逢源的那种情况，所以他的诗、词、文章都有流畅自然一气呵成的特点。苏轼的词，尤其值得重视。他在词的创作上，显示了充分的革新精神，促成了词的发展历史上的一次高潮。苏轼的路子是‘以诗为词’……”。
我们如果稍微的注意一下，就可以看出，北宋那些兼长诗词的作家，常常将比较庄重、严肃的题材写进诗中，而那些比较琐细轻柔的题材则用来写词，所以就间接的造就了当时的一种情况，即“诗庄词媚”而这些所谓的媚词就被后来的人们归结到婉约词中，几乎只要是读到豪放词的人都知道，豪放词派是由苏轼创新出来的，至于苏轼是如何创新出新的词风的，就要从这个“诗庄词媚”来说起，苏轼的“以诗为词”，就是把用于诗里面的那些题材用刀刺中来从而扩大了词的题材范围增强了词的表现能力，提高了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王兆鹏：“由于主体意识的强化，词的抒情主人公也随之发生变异。‘花间范式’的抒情主人公往往不是作者自己，而是没有确切指定性的他人或‘共我’，即使是抒发自我之情，也多是假托佳人思妇之口出之。而东坡词的抒情主人公就是作者自我，写自我之情，也以我之口吻声气出之，并且‘我’字直接出现在词中，如：‘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我欲乘风归去’等等。笔者据《全宋词》第一册统计，苏轼三百五十多首词中‘我’字出现六十一次，这些‘我’字几乎无一例外是指创作主体自我……”
王兆鹏：“……苏轼一生都处在多种矛盾的抉择、困扰之中。面对惨淡的人生，面对精神上的接踵而至的痛苦、忧患，他不做穷途之苦，而是力求从忧患中超脱出来，冲破世间荣辱苦乐的羁绊，以期达到超然自适的精神境界，求得精神的慰籍和心理的平衡。之中求超脱的人生态度在贬居黄州后更加明显。《前赤壁赋》就形象的记录了作者是怎样在大自然的怀抱中解脱忧患苦闷的心灵历程。在黄州所作的众多词篇，大多是这种心灵的‘记录’。苏轼精神上摆脱了痛苦的方式，除了参禅年佛之外，便是回到大自然，在‘清风皓月’中，在对大自然的审美观照中忘却人间的忧患和自身的烦恼，所谓‘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名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前赤壁赋》）。《西江月》（‘照野弥弥浅浪’）词所表现的心态正可与此相互印证。词写他‘乘月至溪上’，‘见流水铿然，疑非尘世’，便悠然心会，环境、外物之宁静与主体心灵相契合，于是‘解鞍依枕’、‘醉眠芳草’。溪月清风洗却了心头的苦梦，精神上得到一种解脱，因此酿然而睡。如果不是‘杜宇一声’，几几乎不知东方之既白。《临江仙》写家僮酿然入睡，‘鼻息雷鸣’，无忧无虑，反衬出自我忧患重重，心灵激荡难平，世间荣辱、人生进退难以忘却。但在‘江声’中，‘风静’时，词人似乎若有所悟，只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以‘忘却营营’，摆脱人生的忧患。当然，造物主并不让他如此快活，但他时刻想从忧患痛苦中摆脱出来的心态，却形成其词的主调。黄庭坚说东坡词‘似非吃烟火食人语’，胡寅说东坡词‘超然乎尘垢之外’，王之望亦谓其词‘笔力蕴藉，超脱如此’，（《汉滨集》卷十五），说法虽不一，指的都是东坡词的超脱精神。……”
东坡词表现苦闷忧患，同时又力求摆脱忧患，力图给人一种超脱感，让人从深沉的忧患中解脱，从而去追求新的超感，追求新的自我。苏轼在经历人生苦闷的时候不是麻木的选择放弃，而是在精神上寻求解脱和摆脱这种苦闷，大自然在苏轼的眼中就如同一个拯救人心灵的华佗般，一点点治愈自己心中的伤痛。不仅如此，苏轼还将自己的这种解脱方式进行推广，让越来越多的和他有相同苦闷的人们得到摆脱。

C. 苏东坡突围 读后感

历史文化名人是怎么煅烧出来的？高温高压还是和风细雨？我想不同的情况可以造就不同的文化名人。 苏东坡是那种中国文化史甚至是世界史上即不可遇又不可求的文化伟人。而这个伟人的人生际遇正是他成为伟人的催化剂。 就像在对《流放者的土地》的文章的评论一样，对于文化名人的“迫害”可能是造就名人(就是像过眼云烟式的名人，而是流传千古的伟人式的名人!)的熔炉。 在“乌台诗狱”之前，苏东坡的声誉与成就不可谓不隆!他的诗文、他的书法、他的为官之道、他的朋友都能使他成为一代大文豪，而且是流芳千古的大文豪!可是与真正的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大文豪苏东坡相比确实有一段距离，而这段距离是给在和平与享受时期的苏东坡四个四年的时间也争取不来的。而只有乌台诗狱过程中所受的苦难与非人的折磨、也只有在四年黄州的众叛亲离、也只有在朋友一个又一个地远离自己、一次又一次的子虚乌有的罪名如污水般泼向自己时，在四年孤寂独处的过程中认真地反思中，在自己把人生的际遇、世界的无常寄托于佛老之际，自己才能大彻大悟，才能真正地认清了人生间的真面目。 这四年的黄州生活是孤寂的、是人生的最大的磨难—甚至比乌台诗狱所受的严刑逼供更加令人不堪! 但是以后人的眼光去看这件事时，我们作为苏东坡的后人是幸运的。我们有幸不用去体会那种非人的折磨、不用理会那种苦难强加于一个人的身上的个人感受，而我们能够轻轻松松地体验到了那种被忌妒后的宽容、体验到了在大难临头后的无畏、体验对于人生的无奈、体验对于天地万物的博大胸怀! 这也许只能苏东坡才能给我们，也只会是苏东坡会给我们!

D. 苏轼传读后感、、2000字 急求~!

2000字不知道够不够 苏东坡传读后感 ——论苏东坡的人格 中国自古以来评价一位文人，首先看的并非是成就的大小，而是人品道德的好坏，也就是他的人格。一个品格低劣的文人，即使文字再富有才华，也终归无用。所以，一个人的人格可以说是他的名气的骨干。 苏东坡所处的时代与现在已有千年之隔，而他的美名依然历代为人们所称颂，可谓家喻户晓。他之所以如此，我想也与他的人格魅力不无关系。 苏东坡的人格虽然复杂多面，然而我认为也可以用“浩然之气”四个字来概括。所谓浩然正气，就是正大刚直之气，也就是人世间的正气。苏东坡即具有此种“浩然之气”，它致大致刚，激烈冲动，不可抑制，这种力量若辅以正义和真理，便在天地之间无所畏惧。 一 有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一天饭后，苏东坡捧着肚子踱步，问道：“我肚子里藏些什么？”侍儿们分别说，满腹都是文章，都是识见。唯独他那个聪明美丽的侍妾朝云说：“学士一肚子不合时宜。”苏东坡捧腹大笑，连胜称是。 “不合时宜”正是苏东坡那坚执性格的体现。 苏东坡坚执的性格集中表现在了他的宦海生涯之中，那是他性格中最坚硬的一部分，正如暴风雨中的海燕，暴风雨越是猛烈，他就越是要激越地怒吼，高傲地飞翔。 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以下简称《苏》）中写道：“苏东坡和王安石的冲突决定了他的一生，也决定了宋朝帝国的命运。” 王安石变法的本意是好的，然而他过于自负了。他的很多新法，如青苗法，免疫法，保甲法等，实际实施时根本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反而给人民增加了很多负担。与此同时，王安石把反对他的许多贤臣都变贬到了其他地方，反而提拔了很多趋炎附势毫无学识的小人。苏东坡对这些新法极力反对，连续上书皇帝，然而成效甚微，并最终在群小的弹劾下被贬到了杭州。然而这只是刚刚开始。 遭到谪贬之后，苏东坡仍然坚持对抗新政。当他看到为躲避不堪负担的重税而流亡异乡的百姓，当他听到被关进监狱的良民的哀叹，他胸中总是积起愤懑与不满，而这种感情都被他写在了诗文中。《苏》中说：“单独看，那些句子只是偶一置评；但合起来看，则是些动人的抗暴诗。” 他的诗文使当权的小人无法忍受，当时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以“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坐牢103天。 然而出狱当天他又写了一首讥刺奸臣的诗，并自笑：“我真是不可救药。”可见他并不为权势所趋，并不为威逼所吓倒，而始终坚持着自己心中的真理。 后来英宗皇后把苏东坡召回京都任翰林学士知制诰。当苏东坡来到京城之后，他仍然意志坚定的与朝廷中的腐败无能之辈对抗，他想从根本上改革国家的吏治。 苏东坡不会说空洞的官话，不会讨好朋友，也不会趋炎附势，随波逐流。他只知道坚持他所认为正确的，并因此得罪了不少人，然而对于这些，他是丝毫不在乎的。 苏东坡坚持“人应当有不同意权”，坚持“广开言路”，坚持文人的独立思考，他也坚持废除那些迫害百姓的新政。 他的坚持是有意义的。他的坚持使青苗法完全废止，使赤贫百姓的欠债连利息在内一律宽免，更使腐败的吏治出现了一丝希望的曙光。然而，“聚蚊成雷，积羽沉舟，寡不胜众。”在无数的谣言重伤，玷辱污蔑中，苏东坡自己觉得仿佛正走在群蛇滋生的阴潮的山谷，最终还是选择了请求外放。 之后再没有哪位大臣像他那样在朝中坚持着正义与群小对抗了，苏东坡死后25年，北宋灭亡，曾经鼎盛一时的王朝在北方铁骑之下化为了灰烬。 二 在苏东坡的坚执下，也有一部分人格是柔软的，温暖的，静静散发着光芒的，那便是他的人道主义精神。 《苏》中提到有三封信，可以算是苏东坡写的三大人道精神的文献。 第一封是他被贬谪黄州时写的。他对当地百姓因贫穷而杀死婴儿的情况深为惊骇，便写信给太守，呼吁制止杀婴。他在信中叙述了杀婴的情况，并作出建议：“公更使令佐各以至意，诱谕地主豪户。若实贫甚不能举子者，薄有以绸之。人非木石，亦必乐从。但得出生数日不杀，后虽劝之使杀，亦不肯也。自今以往，缘公而得活者，岂可胜记哉！”同时苏东坡还自己成立了一个救儿会，向贫苦的孕妇赠与金钱、食物、衣裳。 第二封信是苏东坡1092年任扬州太守时写给太后的。一次他视察时看见各处是青翠的麦田，但大多的农家荒废无人。因为农民无法偿还高额的本金利息，为了不进监狱，只好丢下丰收的田地而逃难。《苏》中说：“百姓的信用一旦毁灭，商业必然随之瘫痪。万恶必由此而生。”苏东坡深知这一点，于是上了一道长五千字的表章，细论处理呆账的办法。信中引用孔子说的：“苛政猛于虎”，提出：“以天下言之，常有二十余万虎狼散在民间，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终于，1092年7月，苏东坡所催请各点，朝廷正式颁布施行。表彰中所提的公债，全部由朝廷下令宽免了。 第三封信是苏东坡不久于人世前写的。东坡一生屡遭政治陷害，对他下手最狠辣的大概莫过于章敦这个人。贬东坡于岭南、于海南，想把东坡置之死地的正是此人。等到东坡终于得以北归，章敦被贬岭南，以一般人的见识，东坡这时即使不幸灾乐祸，至少也可拍手称快，但东坡却不是这样。这一点从章敦的儿子章援写给苏东坡的一封信和苏东坡的回信可以看出。章援的信凄凄哀哀，诚惶诚恐，他为了老父亲向苏东坡求情。他以为北归的苏东坡定能拜相，而拜了相的苏东坡大概不会忘记他父亲昔日的种种迫害，所以他满纸泪水地写信求情。苏东坡抱病回信，信中说：“轼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已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 。”在信中，东坡不仅把章敦认作老友，从而打消章援怕他向其父报复的顾虑，而且让章援转告其父如何储药养生。卧病在床不久就辞别人世的东坡，竟不惜耗费残余的一点心力精力去向“仇人”的儿子亲笔回信，还不厌其烦地转告这“仇人”如何保养身体，这样的心胸情怀在几千年的传统文人中鲜少见到。 除这三封信以外，还有很多事迹可以表现苏东坡人格中的人道主义的光芒。有一次他花了几乎是全部积蓄买了一幢房子。正要接来家眷，一天却遇见一个哭泣的老妇人，她败家的儿子把房子卖了，她自己却不愿搬出来。苏东坡发现那正是他买的房子，结果把房子又退给了她，自己却既损失了钱财，又丢掉了房子。还有一次苏东坡把当地无主野坟的骸骨重建一大冢而埋葬，并且写了一篇祭文，安慰那些无名死者。《苏》中说：“他颇以那些骸骨有些残缺不完，必须合葬为歉，只希望那些阴魂和睦相处，犹如一个大家庭一样。” 也正是因为苏东坡身上的人道主义的光辉，他深受百姓爱戴，成为了百姓之友。《苏》中写道：“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恐怕也是这个原因吧。 三 《苏》中说：“杰作之能使历代人人爱读，而不为短暂的文学风尚所淹没，甚至历久而弥新，必然具有一种我们称之为发乎肺腑的‘真纯’。”而正因为苏东坡人格中那“真纯”的一部分，表现在其文章与事迹中，才得以传得千古美名。 苏东坡的“真纯”主要表现在诗文，政治和待人三方面。 在做文章方面，苏东坡提出“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长行于所当行，长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苏东坡写文章如“行云流水”。《苏》中写道：“他是把修辞作文的秘诀弃之而不顾的。何时行，何时止是无规矩法则可言的。只要作者的情思美妙，他能真实精确的表达出来，表达的够好，迷人之处与独特之美便自然而生。”而“行云流水”不也正好是苏东坡性格的写照么？周国平将它称之为：“个性的不可遏止的自然奔泻”，这不正是一种“真纯”么？ 在政治上，苏东坡亦是如此。1092年5月，在他任杭州太守时，杭州一代大雨滂沱，多日不止，造成水库崩裂，稻田被水淹没，丰收的期盼眼见着化为了泡影。然而当地的其他官员都于灾情都一言不发，纷纷奏报丰收有望。 此种情况只有苏东坡站了出来，他知道饥荒即将来临，一方面开始存粮，一方面上表朝廷，陈述实情，吁请急速设法。半年之内上表七次。然而官僚办事效率的低下，使苏东坡最终还是未能成功，事情还未完成便被调走了，结果1901年五谷歉收，造成了严重的饥荒。 待人“真纯”往往被认为不太懂得人情世故。苏东坡把人人当好人，还好有他的妻子王弗照管他。苏东坡做了官以后家里边经常来朋友拜访他。王弗就经常躲在这个屏风后边儿细细地听。有一天一个来访者走了，王弗从这个屏风后面出来就跟他说：“你费那么多功夫跟他说话干什么？他只是留心听你要说什么，好说话迎合你的意思。”这件事情不仅表现出苏东坡妻子的智慧精明，同时也表现出他自己待人接物方面的“不成熟”。这方面苏东坡或许永远也无法成熟起来，因为那正是他人格中“真纯”的一面，无法改变。 四 周国平评价苏东坡说：“读所东坡豪迈奔放的诗词文章，你简直想不到他有如此坎坷艰难的一生。”正是因为苏东坡人格中那豁达乐观的一面，他的诗文自然清新，奔放灵动，豪放不羁。同时他也把这种豪放之风吹入了词中，大大扩宽了词的题材。在“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英雄人物”背后，是诗人广袤千里的豁达胸襟。 《苏》中评价他说：“他的一生是载歌载舞，深得其乐，忧患来临，一笑置之。” 当他被贬官黄州时，朝云生了—个儿子让他题诗，他嬉戏道：“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生，惟愿孩子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后来苏东坡被贬谪到中国本土之外的琼崖海岛，当地无医无药，他告诉朋友说：“每念京城无数人丧生于医师之手，予颇自庆幸。” 当苏东坡到了黄州，失去了薪俸，成了个农民，又带着一家老小十数口，他生活期非常简朴，开始紧紧缩编地过日子。他把钱藏在瓦罐中，每天只能取出—百五十文，然后立刻格瓦罐收在天花板上。另外他还准备了—个大竹筒，存放剩余的零钱以备招待意外的访客。面对境遇的陡落，苏东坡心中自然也苦闷难当，但是他移情于物，耕作田间，自得其乐。正如他所说的：“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无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 《苏》中写道：“苏东坡过得快乐，无所畏惧，像一阵清风度过了一生。”真是评价得再恰当不过了。 五 苏东坡具有以儒学体系为根本的人生思想，但仕途的坎坷又使他充满出世与入世的矛盾，又由于浸染佛教和道教的思想而形成“外儒内道”的作风，最后成为了苏东坡性格中的超脱。 《苏》中写道：“苏东坡这种解脱自由的生活，引起他精神上的变化，这种变化遂表现在他的写作上。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诙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我想，这便是苏东坡的超脱。 苏东坡一直以陶渊明自比，享受安闲的田园之乐。他也从佛教和道教中汲取精华，构成自己的人生观。他虽未入教，但却从宗教的哲学中获得了超脱的快乐。所谓：“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就是这样吧！ 苏东坡经历了“乌台诗案”之后感受到生命犹如趴在旋转的磨盘上的蝼蚁，又如旋风中的羽毛。他为了寻求心灵的安宁而开始转向宗教。苏东坡在《安国寺记》中写道：“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以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旦往而暮还者，五年于此矣。” 他的“一蓑烟雨任平生”，他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他的“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不都是他对痛苦的超越和人生的领悟么？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趾爪，鸿飞哪复计东西。”《苏》中有一段话是这首诗最好的注解：“这一生，他只是永恒在刹那显现间的一个微粒，他究竟是哪一个微粒，又何关乎重要？所以生命毕竟是不朽的、美好的，所以他尽情享受人生。” 六 苏东坡的人生走到了终点，可是他的“浩然之气”依然在山河间久久回响。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浩然之气，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带生而存，不随死而亡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狱，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这种浩然之气才是万古不朽的。 最后引用苏东坡的一首《水调歌头》（快哉亭作）： 落日绣帘卷，亭下水连空。知君为我，新作窗户湿青红。长记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烟雨，渺渺没孤鸿。认得醉翁语，山色有无中。 一千顷，都镜净，倒碧峰。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堪笑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刚道有雌雄。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E. 读<<苏东坡传>>有感

读《苏东坡传》有感

在林语堂笔下的苏东坡，可谓是几千年来才一出的奇人，他曾这样评价过文坛的巨子：“李白，一个文坛上的流星，再刹那之间壮观惊人的闪耀之后，而自行燃烧消灭，正与雪莱，拜伦相似。杜甫则酷似弥尔顿，既是虔敬的哲人，又是仁厚的长者，学富而文工，以古朴之笔墨，写丰厚之情思。苏东坡则始终富有青春活力。”“苏东坡虽然饱经忧患拂逆，他的人性更趋温厚和厚道，并没变成尖酸刻薄。”

纵观苏轼的一生，在才华毕露的背后，几度升迁的辛酸却只有他独自品尝。他一生为官，一生清廉，一生都在和大文豪，大政治家王安石斗智斗法。至于王安石的变法究竟是对是错，我们暂且不管，但要和当朝的得宠人物，位高权重的宰相相逆而行，用一颗博大的心斗那种善于剪除异己，心胸狭窄的小人，在封建的宋朝，也许真的是需要一番勇气的。类比苏子由——苏东坡的同胞亲弟，在才华上，可能不及苏轼的十分之一，更或是百分之一。但是他一生平平安安，妥妥当当，官职也扶摇直上，最终也能够安享晚年。说道底，在于苏轼面对邪恶，面对错误，有敢于提出，敢于批评的态度。也许是富贵荣华，安宠荣辱在他看来，只不过是一己的私欲，这是十分卑微的事情，他的人生，他的奋斗目标是定位在百姓生上的，他的双眼，更多关注的是他们的愉悦或是疾苦。只要他认为变法脱离了实际，与救百姓于水火发生了抵触，他就要反对到底，甚至于在他管辖的州府里，这些所谓的强国措施他概不搭理。

作者曾经也这样描述过：“一个高明的政客必然要精通一条艺术手法：那就是要多说话，但内容必须空洞。”这很好理解，如果你的存在不会对那些带头人物有所威胁，那你就不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高明的官员永远不说出什么，但只要否认。高明的官员必须深有休养，长于说‘无可奉告’‘阁下听说，诚然不错！’这样便大有前途了。第二条，他必须讨好朋友。第三条，当特别提防开罪他人。守口如瓶，低声而斯文，使人高兴的窃窃私语，早晚会积劳成疾，因公殉职。”作者说这就是朋党之争时政治之中的规则。显然，苏轼已一一犯规了，但这并不是他不明白这些“秘诀”，实是因为他的本性就是如此，他的本性就是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更何况这些本性是值得歌颂的。苏轼就是要做到说话做事都要对得起天地良心。当朝云产下一个男婴之时，苏轼也曾写到：“惟愿我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也许他知道，这许许多多的灾祸，全是由于他的才智。但我想，这更是因为他本性中的明辨是非，实事求是到死都未曾泯灭呀！

虽然苏轼的人生道路上有许多的泥泞，可从他的诗篇，他的文章，以及他的生活见闻中能够发现，他的人生态度是乐观，是积极向上的。即使是双足深陷的时候，他依旧能唱着小调，邀上三五个知心的朋友，享受生活的美好。他为妓女提诗，他和和尚趣谈，他为百姓求雨，他四处游历。苏东坡的诗词良篇里，他即能写出赤壁赋这样恢弘的文章，也能写出“天涯何处无芳草”这样富有深远意义的诗句。

拿林语堂做结时的话说：“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用我自己的话说就是：苏东坡已去，其浩然之正气，必当永存。

F. 三进马耳山观后感

电影《苏轼三进马耳山》是一部由于金诠编剧、薛伟主演的电影作品，影片《苏轼三进马耳山》取材于宋朝大文豪苏轼在密州(今诸城)任职期间三进马耳山的故事。北宋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苏轼调任山东密州太守。当时的密州大旱,又逢蝗、盗之灾,百姓民不聊生,苏轼到任后为了解灾情,与通判徒步行至马耳山,并由此引发了苏轼三进马耳山的一系列爱民故事。

影片《苏轼三进马耳山》取材于宋朝大文豪苏轼在密州(今诸城)任职期间三进马耳山的故事。北宋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苏轼调任山东密州太守。当时的密州大旱,又逢蝗、盗之灾,百姓民不聊生,苏轼到任后为了解灾情,与通判徒步行至马耳山,并由此引发了苏轼三进马耳山的一系列爱民故事。

7月26日,电影《苏轼三进马耳山》拍摄开机仪式在马耳山风景区举行。
影片《苏轼三进马耳山》取材于宋朝大文豪苏轼在密州(今诸城)任职期间三进马耳山的故事。北宋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苏轼调任山东密州太守。当时的密州大旱,又逢蝗、盗之灾,百姓民不聊生,苏轼到任后为了解灾情,与通判徒步行至马耳山,并由此引发了苏轼三进马耳山的一系列爱民故事。
本片既体现了苏轼亲民、爱民、为百姓解难的清官形象,又突出了诸城传统文化的挖掘、本土音乐元素的提炼运用及改良。这部电影的拍摄将在诸城的文化历史上留下一份永久的资料。

G. 苏轼两次回川,三次离川,有什么启示

一、幽独孤高又坦然超旷

中国古代有贬谪经历的士人不计其数，但心态各有不同，苏轼是其中格外引人注目的一位。从“胸中万卷，致君尧舜”(卷一P581，《沁园春·古馆青灯》)
的朝廷命官沦为带罪之人，精神之孤独，生计之困窘，身体之衰病，都困扰折磨着东坡。他的心态首先表现为幽独孤高，困顿牢落：但另一方面又善于排解，坦然超
脱。两方面合而观之，才是一个完整真实的苏东坡。
苏轼贬谪时期，“幽”、“孤”字眼频频出现于其诗词中，传达出他幽独孤高的心态。他常常自
称“幽人”，如“幽人无事不出门”(卷二十P1032，《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幽人掩关卧”(卷二十三P202，《和陶读(山海经)其一》)、“幽
人方独夜”(卷三十九2140，《江月五首》)、“孤山之好在，孤客自悲凉。”(卷一P576，《临江仙·送王缄》)、“江水似知孤客恨，南风为解佳人
愠”(卷一P590，《渔家傲·送吉守江郎中》)、“别来三度，孤光又满，冷落共谁同醉?”(卷二P603，《永遇乐·长忆别时》)、“幽”、“孤”二字
最能反映其幽独孤高的心态。最有代表性的是那首《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
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卷二P601)陈廷焯推崇此词说：“寓意高远，运笔空灵，措语忠厚，是坡仙独至处，美成、白石亦不能
到也。”(卷二)词中这只徘徊返顾，若隐若显的孤鸿就是词人的化身。“缺”、“疏”、“断”、“静”、“幽”极力烘托出词人凄清哀婉的心境，而孤鸿的
“惊”、“恨”、“冷”等心灵感受又尽为词人忧谗畏讥情绪的真切表露：“拣尽寒枝不肯栖”的行径则寄寓了他孤高自傲、不随波逐流的心志。其境界正如黄庭坚
所说：“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卷三十九引17268)
这样的孤独之感，每每是与苏轼政治上的失意结合在一起的，譬如这首《西江月》：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卷一P569)

上片渲染了词人悲凉的心境。风叶鸣廊，词人忽觉人生短暂，已惊繁霜侵鬓，这是对自身遭际的不平之意，从而深感人生如梦境般荒谬与无奈。下片则对这种悲凉
心境的原因作了含蓄的暗示。“酒贱”句暗指身遭贬斥，受人冷遇，‘云妨”句隐喻小人当道，君子遭谗。“北望”的含义，历代论者有所争议，《古今词话》认为
苏轼“一日不负朝廷，其怀君之心，末句可见矣”(卷四P34)，而胡仔认为是“兄弟之情见于句意之间矣”(P156)。这两句有念怀亲人的无限情思，有对
国事的忧虑和对群小当道的愤懑，有渴望朝廷理解、重用的深意，也有难耐的孤寂落寞和不被世人理解的苦痛凄凉。
苏轼的心态代表了中国古代士大
夫贬谪后的普遍心理，然而又和前人有所不同。由于臣对君在政治上、经济上、道德上的依附性，一旦见逐，便惶惶如丧家之犬，流露出悲苦之态。屈原“信而见
疑，忠而被谤”(《史记·屈原列传》)，以致“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夫》)，投汨罗江而去。贾宜贬为长沙王太傅，作《吊屈原赋》，虽痛逝者，实为自
悼，终抑郁而去，年仅三十三岁。韩愈因上书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自拘海岛，戚戚嗟嗟，日与死迫”(《潮州刺史谢上辰》)，悲伤至极。柳宗元贬为永州
司马直至柳州刺史后。“神志荒耗，前后遗忘”，甚至精神悸怖，“每闻大人言，蹶气震怖”(<寄许京兆孟容书》)。元稹被贬至通州司马后，以“饥摇困
尾丧家狗，热暴枯鳞失水鱼”自况其苦境与悲哀。白居易贬为江州司马，《琵琶行》中“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
湿”之句，便是他借色衰失宠之娼女而摅写天涯沦落之苦恨。屈、贾、韩、柳、元、白贬逐期间哀号惨怛、悲悲切切、戚戚嗟嗟、哀伤自怜、青衫泪湿，足以见出前
代逐臣的狼狈之态。苏轼初被贬谪，虽借孤鸿、孤光、孤影、孤客，表达幽独孤高的心态，但这心态的又一方面，是他的坦然放旷，与韩、柳、元、白的凄苦哀伤不
可同日而语。
东坡有些诗句虽然表达孤寂之辞，但已不见幽独之隋，蕴含着审美的诗意境界，是苏轼贬谪心态从幽独孤高转变为坦然超旷的过渡。
《和秦太虚梅花》云：“……江头干树春欲暗，竹外一枝斜更好。”(卷二十二P1184)后人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十引范正敏《遁斋闲览》云：“‘竹外一枝
斜更好’，语虽平易，然颇得梅之幽独闲静之趣。”(卷十P273)江头千树引不起词人兴致，而独赏竹外一枝明如许!正因身为逐客孤独凄伧，故偏爱清幽孤寂
之美。《和陶杂诗二十一首》其一日：“从我来海南，幽绝无囚邻。耿耿如缺月，独与长庚晨。此道固应尔，不当怨尤人”(卷四十一P2272)处境幽绝，如耿
耿缺月独挂晨空，却不怨天尤人。历尽坎坷。岭外归来之时，东坡作《次韵江晦叔二首》其二云：“浮云世事改，孤月此月明。”(卷四十五172444)《苕溪
渔隐丛话》评此句：“寓意高妙，如参禅悟道之人，吐露胸襟，无一毫窒碍。”(卷二十七P564)
东坡的幽独孤高之情逐渐演化为坦然超旷之态。《定风波》是这种旷达心态的代表作：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卷二P595)

自然界的风雨既属寻常，毫无差别，社会人生中的政治风云荣辱得失又何足挂齿?一种处风雨忧患而放旷超脱的心态流露笔端。苏轼在徐州时写的《宝绘堂记》中
说“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P356)当
词人忘掉了利害得失，用“寓意于物”的眼光去看待万物，以豁达的心胸去对待贬谪的不幸遭遇时，就不再是“幽人”、“孤客”、“狂夫”，词人的生命状态由被
动转变为主动。豁达放旷的心境成就了一种沉浸于美的享受，坦然超旷的心境升华为一种审美的人生境界。如《初到黄洲》云：“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
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卷二十P1031)自笑平生好论是非，因言得罪而成逐客，自是“失”，而长江鱼美竹翠笋香，不无“得”。而到
惠州。“日啖荔枝三百棵，不辞长作岭南人”(卷四十P2192，《食荔枝》)，渡海时，则“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卷四十三P2366，《六
月二十夜渡海》)。几番化“失”为“得”，尽显坦然旷达。
苏轼贬居儋耳，北归临行作《别海南黎民表》：“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
去，比如事远游。”(卷四十三P2362)始终以贬地为吾乡，故能心中甚安，坦然旷达。史载，王巩的侍儿柔奴随王贬居岭南，北归后苏轼问她：“广南风土，
应是不好?”答曰：“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苏轼于是作《定风波》赠她，下片云：“万里归来平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
处是吾乡。”(卷二P581)这道出了东坡从容坦然旷达超脱心态的本质。心安，则随遇而安，无处为家处处家，摆脱漂泊失落的无归属感，找到精神之家园，获
得精神的畅适自足。

H. 苏轼诗词读后感

[苏轼诗词读后感]
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苏轼诗词读后感。苏轼虽被贬到密州，却不以己悲，在铁沟、黄茅冈尽显雄姿。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此等豪情，氤氲于苏轼胸中，厚积薄发，彰显自己驰骋沙场、杀敌报国的决心，不禁令人慨叹。 广阔的绿野，放眼望去，雄鹰展翅翱翔。苏轼驾驭铁骑，马儿嘶鸣，疾驰而去，且学天骄弯弓射大雕。这，是洒脱的快乐！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莫听穿林竹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苏轼又被贬入了万丈深渊。把酒独饮，岂能自甘颓废耶？此乃苏轼也，虽屈于偏远之地，岂可自弃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轼是不羁的，甩开不尽的烦恼，用最旷达的胸怀接纳一切。在乡间小院，他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于田间小路，他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这自由豪放的快乐，在苏轼心底蔓延…… 当此去，人生底事，来往如梭 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反复的进宫与贬谪，苏轼选择了释怀。心中保留了一方快乐的净土，那是在乡间修来的气度。忘却宫中的阿谀奉承、权权相争，忘却诸侯之间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忘却当年的乌台诗案，只待闲看时，秋风洛水清波。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渔蓑。 这，是过眼烟云的浮华万千之下的超然的快乐！ 苏轼是锦绣大宋中的一代才子，自是一家的他，把烦恼抛之脑后，总会在诗词之中渲泄心中的快乐。这快乐积攒着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坦然，凝聚着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的激昂。把握这份快乐，我的心中也似有一股豪迈之气荡漾开来……赋是介乎韵文与散文之间的一种文体，从战国时荀卿的《赋篇》创其名开始，先后出现了宏篇巨制的汉赋、骈偶讲究的骈文。这篇《前赤壁赋》是韵文，从头至尾换了十二次韵；像汉赋一样，采用主客答问的方式来阐述作者的思想、认识；又似骈赋和律赋，行文之中常使用排比与对偶，具备了"赋"的基本特征，但它又不为"赋"这种文体所拘泥，多处运用散文笔法，句式有时长短、有时整齐，参差错落，可以称得上是散韵巧妙结合、诗文和谐统一的佳篇，对辞赋体的发展与突破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以往的游记散文，大多以纪游写景或于纪游中借景抒情为主，而东坡的不少散文，却开创了一种新的写法。在这些文章中，作者并不着意写景，而是以阐明哲理，发表议论为主。借题发挥，借景立论的独特风貌贯串于字里行间。《前赤壁赋》就是这种新型游记的一篇代表作。 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也就是苏轼谪居黄州的第三年初秋，他与朋友驾一叶小舟，来到黄冈赤壁下的长江中赏月游玩，明月一轮映于波平浪静的江面，送爽的清风徐徐吹来，茫茫白露布满大江，水光山色与中天夜月相辉映，主客对酌于舟中，酒酣耳热后和着凄怆的洞箫声扣舷而歌，然后又从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箫声中引出客人思古之幽伤和对人生如寄的慨叹，文章也就此由情入理，由感情的抒发到哲理的畅达，进而以苏子的对答把全文的主旨表露出来，"变"与"不变"的理论和"物各有主"的观点好似一剂"愀然"的灵丹妙药，使客人终于"喜而笑"，读后感《苏轼诗词读后感》。 《前赤壁赋》通篇以景来贯串，"风"和"月"是主景，"山"和"水"辅之，全文紧扣风、月来展开描写与议论。以风、月之景开卷，又于文中反复再现风、月形象。歌中的"击空明兮泝流光"则是由景入论的转折。客的伤感起于曹操的"月明星稀"，终于"抱明月而长终"、"托遗响于悲风"的悲哀，仍然不离"风"、"月"二字。苏子的对答，亦从清风、明月入论： 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景物的连贯，不仅在结构上使全文俨然一体，精湛缜密，而且还沟通了全篇的感情脉络，起伏变化。起始时写景，是作者旷达、乐观情状的外观；"扣舷而歌之"则是因"空明"、"流光"之景而生，由"乐甚"向"愀然"的过渡；客人寄悲哀于风月，情绪转入低沉消极；最后仍是从眼前的明月、清风引出对万物变异、人生哲理的议论，从而消释了心中的感伤。景物的反复穿插，丝毫没有给人以重复拖沓的感觉，反而在表现人物悲与喜的消长的同时再现了作者矛盾心理的变化过程，最终达到了全文诗情画意与议论理趣的完美统一。 之所以说《前赤壁赋》是苏轼散文的代表作，是因为这篇文章几乎包揽了苏文的主要风格特点。宋元明清以来，不少文人纷纷指出，苏文的风格是"如潮"、是"博"，也有的说是"汗漫"，是"畅达"，是"一泻千里、纯以气胜"，确实都很有道理，但又都不够全面、确切。从《前赤壁赋》来看，苏文的风格乃是一种自由豪放，恣肆雄健的阳刚之美。文中无论说理，还是叙事、抒情，都能"随物赋形"、穷形尽相，写欢快时可以羽化登仙、飘然世外；述哀伤时，又能拿动蛟龙、泣嫠妇作比；而苏文的舒卷自如、活泼流畅，在《前赤壁赋》中也不难发现，像"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这样的句子真是一气呵成，如同"行云流水"，挥洒自如。至于语言的精练生动、词简情真，就更是可以在文章中信手举来，毫不费力。"徘徊于斗牛之间"的"徘徊"；"渺沧海之一粟"的"渺"，都是一字千钧，读来似铿锵作金石声。《前赤壁赋》一文还充分体现了苏轼散文自然本色、平易明畅的特色，那种纯真自然之美给古往今来的无数读者带来了多么难忘的艺术享受。

I. 诗游记苏东坡 观后感

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苏轼诗词读后感.苏轼虽被贬到密州,却不以己悲,在铁沟、黄茅冈尽显雄姿.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此等豪情,氤氲于苏轼胸中,厚积薄发,彰显自己驰骋沙场、杀敌报国的决心,不禁令人慨叹. 广阔的绿野,放眼望去,雄鹰展翅翱翔.苏轼驾驭铁骑,马儿嘶鸣,疾驰而去,且学天骄弯弓射大雕.这,是洒脱的快乐!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莫听穿林竹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苏轼又被贬入了万丈深渊.把酒独饮,岂能自甘颓废耶?此乃苏轼也,虽屈于偏远之地,岂可自弃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轼是不羁的,甩开不尽的烦恼,用最旷达的胸怀接纳一切.在乡间小院,他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于田间小路,他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这自由豪放的快乐,在苏轼心底蔓延…… 当此去,人生底事,来往如梭 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反复的进宫与贬谪,苏轼选择了释怀.心中保留了一方快乐的净土

J. 苏东坡传每章读后感。

……干这种事情……
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
——林语堂

原来既已听闻苏东坡大名，如雷贯耳，万分佩服，尤其他那一阙《大江东去》、一首“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以及其余如“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壬戌之秋，七月既望……”等等等等，不尽于牍，皆令我为之折服而赞不绝口。他为北宋豪放派词人乃是当之无愧，开创出宋词另一番天地。
阅毕此书，方知东坡其余的光辉点如天际之星，亦熠熠闪光，如爱民、敬友、忠妻，不一而足，他在杭州任太守期间，曾数次不厌其烦上书朝廷“莫专以救济百姓为法，而要未雨绸缪的做好防饥备馑工作”（见第二十二章）。苏轼毕生朋友满天下，且几乎各行各业皆有：道士、僧人、朝廷命官、边城微吏、平民百姓、青楼妓女、书法家画家、诗人词人，举之不尽，列之不穷，就连后来他的敌人章CHUN（竖心旁加“享”），东坡也不计前嫌的宽容他的罪行（见第二十八章），至于其元配夫人王弗，苏轼在她早年亡故后，作了流放百世、脍炙人口的《江城子》，其后娶王闺之以续弦，夫妇两人举案齐眉、相敬如宾，一直到后来还是在王闺之的大力操办下苏东坡从纳了后来一直追随他至死的小妾朝云。可见三个女人对苏东坡一生都是极其重要的。当然，还有一个女人——元佑年间的太后，在其摄政期间（1085.3～1093.8）极力支持苏轼，擢其高官，使苏轼得以大力宣扬其政治思想。然太后逝世后，他失势极惨，被四处流放，甚至到过海南，最后遇赦勉强才回到中原，死于常州。
无疑的，苏轼的一生是光辉璀璨的，他的人生旅程和他的诗作书画一样是值得我们后人细细体味的。无论是作为一名大宋帝国的臣子，还是一位举世闻名的才子，他都当之无愧的在华夏大地的群英中占据一个极为重要的地位。林语堂这本书尽管融入了他自己对于苏东坡的看法，但我想，正如他的那句"思想的快乐才是万古不朽的"正是我们对于苏东坡这位千年才子的贴切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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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苏东坡的一生，在宦海可谓三起二落。考中进士那年，在入榜的388人中名列第二，而且是因为主考官欧阳修的误会（以为这么精彩的答卷出自他的朋友曾巩）和避嫌，否则当列榜首。苏轼在担任凤翔推官三年后依例解职，英宗本欲破格拔擢为翰林，为宰相韩琦所阻，韩琦倒不是不喜欢苏轼，只是认为年轻人应该多一些历练。而英宗更是早就把苏轼视为未来宰相的人选。至少从一0五七年到一0七九年这段时间苏轼的仕途还算是一帆风顺的。

一0七九年苏轼受了四个月的牢狱之灾，史称“乌台诗案”。表面上是文字狱，弹劾他的官员在他的文章诗词中找出大逆不道的语句，加以指控。更深层的原因是苏轼加入了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反对王安石的新政。而苏轼作为文坛新星，其影响力日增，因此要加以镇压。因与苏轼通信或为他出版诗集，很多人受到牵连，包括预驸马王诜。在黄州期间，苏轼在一片东坡上耕田务农，从此自号“东坡居士”，他的四篇公认的最佳作品也在此时问世，即：《赤壁怀古》、前后赤壁赋、《承天寺夜游》。

一0八五年到一0九三年这段时期是苏东坡仕途的第二春，虽然一直担任“省部级干部”，但不管在中央还是在地方，都是在重要部门担任领导岗位，政绩上颇有建树，可算是官运亨通。

一0九四年开始的第二次被贬，罪魁是哲宗及新任宰相章椁（应该是竖心旁，打不出那个字）。此人虽然可算是苏轼的故交，但绝对是王安石一派，跟司马光、苏轼的政治立场对立。此次风波共有830名官员受波及，史称“元佑党人案”。苏轼是第一个被拿来开刀的，想来是因为他在政坛和文坛的地位都同样的高，对手不得不重视。

一一0一年获赦后，当时的朝野一致认为苏轼将再度得到重用，可惜东坡遽然仙逝。

我的结论：东坡先生一生漂泊，但更多时候还是自由自在，而不完全是身不由己；东坡先生的仕途颇有坎坷，但得意之时还是比失意的时候多，并非几乎没受到重用；东坡先生两次受贬，起因都是王安石一党的迫害，跟司马光一点关系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