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3观后感

1. 百家讲坛苏轼观后感200

苏轼是个名副其实的大文豪，他的词自成一派，让人望之感叹。他的一生充满了神奇的色彩，虽然郁郁不得志，但是他有豪迈的胸襟，能包容天下，虽寄情与山水之间，却有自己独特的政治解读，他的政治抱负未能施展于朝野，却通达于后人。
苏轼的诗词流传下来很多，大多数都写山水、描绘出一幅幅美丽的画卷，或自娱自乐，或自嘲于世，或与二三好友同行，或描绘世事百态。洋洋洒洒，人如其诗，诗如其画，画如其字。苏轼不愧为风流才子，满腹的才华尽显于创作之中，有着我辈所看不透的感悟和追求。正是苏轼的恬淡成就了他，虽然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是他无奈生活的缩影，但是他苦中做乐，更有东坡肉流传至今，满足大家的口腹之欲。东坡先生是个传奇，他的一生悲苦，却从容自在，他不似陆游般国家不兴，死而不快。也不像杜甫般郁郁一生为国家。他是国家用时，义不容辞，国家弃之，恬然自居。是好的诗人的心态，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方面。

2. 品中国文人苏轼读后感300字初中水平

——论苏东坡的人格中国自古以来评价一位文人，首先看的并非是成就的大小专，而是人品道属德的好坏，也就是他的人格。一个品格低劣的文人，即使文字再富有才华，也终归无用。所以，一个人的人格可以说是他的名气的骨干。苏东坡所处的时代与现在已有千年之隔，而他的美名依然历代为人们所称颂，可谓家喻户晓。他之所以如此，我想也与他的人格魅力不无关系。苏东坡的人格虽然复杂多面，然而我认为也可以用“浩然之气”四个字来概括。所谓浩然正气，就是正大刚直之气，也就是人世间的正气。苏东坡即具有此种“浩然之气”，它致大致刚，激烈冲动，不可抑制，这种力量若辅以正义和真理，便在天地之间无所畏惧。一有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一天饭后，苏东坡捧着肚子踱步，问道：“我肚子里藏些什么?”侍儿们分别说，满腹都是文章，都是识见。唯独他那个聪明美丽的侍妾朝云说：“学士一肚子不合时宜。”苏东坡捧腹大笑，连胜称是。“不合时宜”正是苏东坡那坚执性格的体现。苏东坡坚执的性格集中表现在了他的宦海生涯之中，那是他性格中最坚硬的一部分，正如暴风雨中的海燕，暴风雨越是猛烈，他就越是要激越地怒吼，高傲地飞翔。

3. 苏东坡传卷三读后感，原创。

浩然正气，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随死而亡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礼之常，无足怪者。”——苏轼某年题于潮州韩文公庙碑。
细数史上的文人如恒河沙粒，其中不乏敢于同日月星辰争辉者。而面对苏轼，这位政治上失意的诗词家，这颗难觅的“北珠”时，不免逊色许多。“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
（一）蚌壳中的秘密
谁都知道，不是每个蛙蚌都能酝酿出珍珠。就如播下地的种子，良莠不齐，发芽的情况自然也参差不齐。在四川，有座风景宜人的小镇——眉州眉山，古之名嘉州。文人世家的苏家便在此地。搞不清楚是眉山的钟灵毓秀诞生了苏家的才气，还是苏氏家族的一时显赫才让世人对眉山更加青睐。也许只是造物主的一次偶得。
“三苏”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中，父子三人的文学造诣实属古往今来者罕见，尤以苏轼为代表。稍年长的文豪欧阳修就曾预言，苏轼将来的名气将远远盖过自己，虽然六一翁是当时不可撼动的文学泰斗。苏家深厚的家学渊源为时人所歆羡。这也是苏轼在学问上越走越宽的重要的基石。未进学堂前，家庭就给予了很好的启蒙教育。母亲解读经典史著，塑造人格榜样；父亲在其刚会诗词时就教导须以淳朴风格执笔。从后来的苏轼诗词中，即可窥略其文品、人格大概。
（二）猿吟鹤唳本无意，不知下有行人行
在苏轼的一生中，伴其顺逆荣枯的除了其妻子，其弟苏子由给予了无微不至的照顾。手足情深，“嗟余寡兄弟，四海一子由。”二人虽均遭排挤、贬谪，但弟弟苏辙性格沉稳、实际，能够相时而动以明哲保身。而苏轼则有点急躁，性情放浪，爱幻想，有诗人的情怀。遇品行恶劣的人、社会的阴暗面或不满时局时，“如蝇在食，吐之乃已”，经常出言不慎。子由常劝他不要过于计较时弊，“一日空闲长似两日”可以长寿。劝他“三缄其口”。后来证明，苏子由的宦海生涯比哥哥走得更远一点。而苏轼在四十岁以后半生漂泊不定，从显贵一直贬至卑微小吏，尝尽世间疾苦。贬谪途中的苏轼也自嘲：有的不是学问，而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苏氏二昆仲的性格差异最终导致人生经历的出入。
苏轼的“言”是出名的。曾经上神宗皇帝“万言书”，讥评时事，论辩是非，希望神宗改变变法的心意，不久即遭贬黜。此时的苏子依然踌躇满志，大不了“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一时兴起，作诗几首，却被好事者诬陷，强加对君主大不敬的罪名，酿成一时轰动朝野的“乌台诗案”，身陷囹圄。对自己坎坷的遭际，源于自己的“出言不慎”，而奈何不了那样的政治环境，苏轼也只能苦笑：“猿吟鹤唳本无意，不知下有行人行”。
（三）不追求政治，却为政治所追求
早在贬至杭州途中，苏轼对政治热情已不似当年，曾谓其弟曰：“眼看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退未能。”二人均认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上无礼，下无义，贼民兴，丧无日矣。”从政，尤其是在朋党林立的宋朝，官员除了慎言慎行外，不免要圆滑一点，这大概是讲究原则的苏轼所学不来的。语堂先生认为，苏轼在官宦生涯中，一面想保持英雄本色，不失其与生俱来的大无畏精神，另一面又要顾及到明哲保身的这一人生本分，二者冲突中，天性使然，苏轼选择了前者。
在政治上，可能过于追求完美，过于强调个人的政治理想了。无论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当政，均将苏轼排除在权力中心外；孰是敌孰是友恐怕连他自己都分不清楚。而几朝皇太后对其的恩荫更是绝无仅有的。神宗之后、哲宗祖母均特别欣赏其才情，辅以重任。但宋朝皇太后均是因皇帝年幼主持朝政，待其长大便及时还政于皇帝，所以，仅靠几位贤德的女性，在官场上还是不稳定的。神宗之后的几位帝王，虽有任用苏轼，但似乎更仰慕其才学，赐翰林学士之类，或许只是朝廷装点门面的一种方式，借以笼络知识分子。苏轼的政治抱负根本不能尽情施展。
于是只有谦退。语堂先生称他为谦退大师：不追求政治，却为政治所追求。欲归隐却不能，一生为政治所累。
（四）“离合既循环，忧喜迭相攻。悟此长太息，我生如飞蓬”
俯仰之间，已成陈迹，但苏子不失落，他始终认为秋风、明月本无常主，当时尽情去感受便了无遗憾了。天生乐观达人，随遇而安。
1072年赴杭州任太守，毫无对权贵的不舍，惟有兄弟手足。到达杭州后，便致力于当地建设。提出公共卫生方案，设立杭州第一家公立医院——“安乐坊”，清洁城中居民供水，还整顿西湖，这些切合实际、关乎百姓切身利益的举措立即赢得了百姓的爱戴。一般官吏注重税收、当地治安等关乎政绩的方面，苏轼在整顿市容、注重公共卫生方面开了很好的先例。
几年后，调往密州，物资匮乏，时常求得杞菊食之，扪腹自笑。1077年又赴徐州，喜爱当地的自然风光，称“小住胜地”。苏轼虽是一介书生，却胆识过人。徐州在被洪水围困一个多月后仍镇定自若，一边安抚人心，一边疏浚、修缮工事，直至洪水退去。然而当地居民的敬慕并不能阻止一群宵小之辈再次贬谪苏轼的脚步。及至黄州，苏轼开始置田地，真正务农起来。精心建造农舍，与左邻右舍的渔夫樵民为友，成了东坡居士。常自比陶潜，仿其风格，随意作诗，苦中作乐。更加悲惨的日子是流放到岭南，随后又至海南。苏轼总不愿让现实去破坏自己的诗性。初到岭南，言“万户皆春色”还戏称不久“鸡犬识东坡”。及至海南，面对恶劣的生存条件，仍然觉得有所给予：“尚有此身付与造物者，听其运转流行次止无不可者”。诗人一般都极富生活情调，苏轼即深谙此道。在惠州修放生池，建朝云堂。即便身无分文，也乐善好施。苏轼认为，解脱之道在于自然，在不知善而善。还与人研制酿酒、制墨，日子清贫却充实。
苏轼的乐观达人，成就了他诗词的盛名，而他这样的性情中人却与通达仕途无缘。诗人、政治家本就很矛盾，一个感性一个理性，一个理想一个务实。然而史上不乏合二为一者，像贺知章、高适、范仲淹、欧阳修······
（五）竹杖芒鞋，一蓑烟雨任平生
苏轼每至一处，均喜建设。在密州建超然台，在徐州造黄楼，惠州的朝云堂，黄州的农舍······无处不显示着他的傲气、恬适、安贫乐道。这些建筑、屋舍均成为他诗集的名称。在海南时，一边注史书，一边整理杂记《东坡居士》。东坡说做文章“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文人儒生仰慕他，皆以“夫子”呼之。张来、晁补之，秦观及黄庭坚甘心屈居苏轼门下——苏门四学士。
苏子的诗篇不可多得，而那份恬静、豁然更令人神往，现在浮躁的世界需要这样的芬芳。
（六）超然之道，亦或是：累了，倦了
苏轼交友圈极其广泛，从士大夫至布衣百姓，由佛及道，晚年尤与僧人过往甚密，贬谪途中时常蒙僧人照料。吴复古，杭州老友维琳方丈，诗僧参寥，佛印等。相传苏轼与佛印有个有趣的故事。苏轼欲开佛印玩笑，说“古代诗人常将‘僧’与‘鸟’在诗中相对。举个例子说吧，‘时闻啄木鸟，疑是叩门僧。’我佩服古人以‘僧’对‘鸟’的聪明。”佛印说；“这就是我为何以‘僧’的身份与汝相对而坐的理由了。”看来，僧人亦不可小觑。
苏轼晚年练瑜珈，炼丹，修身养性。“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凡尽心，别无胜解。”想求得“道士丹”，虽然人间有“羽化”、“蝉蜕”之说，苏轼还是坚持寻求长生不死之药，但没有着迷，可能只是想论证“道士丹”存在有无。后来渐渐坦然，认为合乎常理的简单生活便能长寿：一、无事以当贵，二、早寝以当富，三、安步以当车，四、晚食以当肉。
“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人生底事，来往如梭，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鱼蓑。”
11XX年，返往常州，久卧病床。7月28日，这颗星星陨落了，享年64岁。耳畔想起苏子诗“我生如飞蓬······”

4. 诗游记苏东坡 观后感

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苏轼诗词读后感.苏轼虽被贬到密州,却不以己悲,在铁沟、黄茅冈尽显雄姿.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此等豪情,氤氲于苏轼胸中,厚积薄发,彰显自己驰骋沙场、杀敌报国的决心,不禁令人慨叹. 广阔的绿野,放眼望去,雄鹰展翅翱翔.苏轼驾驭铁骑,马儿嘶鸣,疾驰而去,且学天骄弯弓射大雕.这,是洒脱的快乐!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莫听穿林竹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苏轼又被贬入了万丈深渊.把酒独饮,岂能自甘颓废耶?此乃苏轼也,虽屈于偏远之地,岂可自弃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轼是不羁的,甩开不尽的烦恼,用最旷达的胸怀接纳一切.在乡间小院,他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于田间小路,他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这自由豪放的快乐,在苏轼心底蔓延…… 当此去,人生底事,来往如梭 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反复的进宫与贬谪,苏轼选择了释怀.心中保留了一方快乐的净土

5. 《苏东坡传》中卷三卷四读后感，各一篇！急急急～谢谢～

浩然正气,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随死而亡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礼之常,无足怪者.”——苏轼某年题于潮州韩文公庙碑.
细数史上的文人如恒河沙粒,其中不乏敢于同日月星辰争辉者.而面对苏轼,这位政治上失意的诗词家,这颗难觅的“北珠”时,不免逊色许多.“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
（一）蚌壳中的秘密
谁都知道,不是每个蛙蚌都能酝酿出珍珠.就如播下地的种子,良莠不齐,发芽的情况自然也参差不齐.在四川,有座风景宜人的小镇——眉州眉山,古之名嘉州.文人世家的苏家便在此地.搞不清楚是眉山的钟灵毓秀诞生了苏家的才气,还是苏氏家族的一时显赫才让世人对眉山更加青睐.也许只是造物主的一次偶得.
“三苏”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中,父子三人的文学造诣实属古往今来者罕见,尤以苏轼为代表.稍年长的文豪欧阳修就曾预言,苏轼将来的名气将远远盖过自己,虽然六一翁是当时不可撼动的文学泰斗.苏家深厚的家学渊源为时人所歆羡.这也是苏轼在学问上越走越宽的重要的基石.未进学堂前,家庭就给予了很好的启蒙教育.母亲解读经典史著,塑造人格榜样；父亲在其刚会诗词时就教导须以淳朴风格执笔.从后来的苏轼诗词中,即可窥略其文品、人格大概.
（二）猿吟鹤唳本无意,不知下有行人行
在苏轼的一生中,伴其顺逆荣枯的除了其妻子,其弟苏子由给予了无微不至的照顾.手足情深,“嗟余寡兄弟,四海一子由.”二人虽均遭排挤、贬谪,但弟弟苏辙性格沉稳、实际,能够相时而动以明哲保身.而苏轼则有点急躁,性情放浪,爱幻想,有诗人的情怀.遇品行恶劣的人、社会的阴暗面或不满时局时,“如蝇在食,吐之乃已”,经常出言不慎.子由常劝他不要过于计较时弊,“一日空闲长似两日”可以长寿.劝他“三缄其口”.后来证明,苏子由的宦海生涯比哥哥走得更远一点.而苏轼在四十岁以后半生漂泊不定,从显贵一直贬至卑微小吏,尝尽世间疾苦.贬谪途中的苏轼也自嘲：有的不是学问,而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苏氏二昆仲的性格差异最终导致人生经历的出入.
苏轼的“言”是出名的.曾经上神宗皇帝“万言书”,讥评时事,论辩是非,希望神宗改变变法的心意,不久即遭贬黜.此时的苏子依然踌躇满志,大不了“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一时兴起,作诗几首,却被好事者诬陷,强加对君主大不敬的罪名,酿成一时轰动朝野的“乌台诗案”,身陷囹圄.对自己坎坷的遭际,源于自己的“出言不慎”,而奈何不了那样的政治环境,苏轼也只能苦笑：“猿吟鹤唳本无意,不知下有行人行”.
（三）不追求政治,却为政治所追求
早在贬至杭州途中,苏轼对政治热情已不似当年,曾谓其弟曰：“眼看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退未能.”二人均认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上无礼,下无义,贼民兴,丧无日矣.”从政,尤其是在朋党林立的宋朝,官员除了慎言慎行外,不免要圆滑一点,这大概是讲究原则的苏轼所学不来的.语堂先生认为,苏轼在官宦生涯中,一面想保持英雄本色,不失其与生俱来的大无畏精神,另一面又要顾及到明哲保身的这一人生本分,二者冲突中,天性使然,苏轼选择了前者.
在政治上,可能过于追求完美,过于强调个人的政治理想了.无论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当政,均将苏轼排除在权力中心外；孰是敌孰是友恐怕连他自己都分不清楚.而几朝皇太后对其的恩荫更是绝无仅有的.神宗之后、哲宗祖母均特别欣赏其才情,辅以重任.但宋朝皇太后均是因皇帝年幼主持朝政,待其长大便及时还政于皇帝,所以,仅靠几位贤德的女性,在官场上还是不稳定的.神宗之后的几位帝王,虽有任用苏轼,但似乎更仰慕其才学,赐翰林学士之类,或许只是朝廷装点门面的一种方式,借以笼络知识分子.苏轼的政治抱负根本不能尽情施展.
于是只有谦退.语堂先生称他为谦退大师：不追求政治,却为政治所追求.欲归隐却不能,一生为政治所累.
（四）“离合既循环,忧喜迭相攻.悟此长太息,我生如飞蓬”
俯仰之间,已成陈迹,但苏子不失落,他始终认为秋风、明月本无常主,当时尽情去感受便了无遗憾了.天生乐观达人,随遇而安.
1072年赴杭州任太守,毫无对权贵的不舍,惟有兄弟手足.到达杭州后,便致力于当地建设.提出公共卫生方案,设立杭州第一家公立医院——“安乐坊”,清洁城中居民供水,还整顿西湖,这些切合实际、关乎百姓切身利益的举措立即赢得了百姓的爱戴.一般官吏注重税收、当地治安等关乎政绩的方面,苏轼在整顿市容、注重公共卫生方面开了很好的先例.
几年后,调往密州,物资匮乏,时常求得杞菊食之,扪腹自笑.1077年又赴徐州,喜爱当地的自然风光,称“小住胜地”.苏轼虽是一介书生,却胆识过人.徐州在被洪水围困一个多月后仍镇定自若,一边安抚人心,一边疏浚、修缮工事,直至洪水退去.然而当地居民的敬慕并不能阻止一群宵小之辈再次贬谪苏轼的脚步.及至黄州,苏轼开始置田地,真正务农起来.精心建造农舍,与左邻右舍的渔夫樵民为友,成了东坡居士.常自比陶潜,仿其风格,随意作诗,苦中作乐.更加悲惨的日子是流放到岭南,随后又至海南.苏轼总不愿让现实去破坏自己的诗性.初到岭南,言“万户皆春色”还戏称不久“鸡犬识东坡”.及至海南,面对恶劣的生存条件,仍然觉得有所给予：“尚有此身付与造物者,听其运转流行次止无不可者”.诗人一般都极富生活情调,苏轼即深谙此道.在惠州修放生池,建朝云堂.即便身无分文,也乐善好施.苏轼认为,解脱之道在于自然,在不知善而善.还与人研制酿酒、制墨,日子清贫却充实.
苏轼的乐观达人,成就了他诗词的盛名,而他这样的性情中人却与通达仕途无缘.诗人、政治家本就很矛盾,一个感性一个理性,一个理想一个务实.然而史上不乏合二为一者,像贺知章、高适、范仲淹、欧阳修······
（五）竹杖芒鞋,一蓑烟雨任平生
苏轼每至一处,均喜建设.在密州建超然台,在徐州造黄楼,惠州的朝云堂,黄州的农舍······无处不显示着他的傲气、恬适、安贫乐道.这些建筑、屋舍均成为他诗集的名称.在海南时,一边注史书,一边整理杂记《东坡居士》.东坡说做文章“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文人儒生仰慕他,皆以“夫子”呼之.张来、晁补之,秦观及黄庭坚甘心屈居苏轼门下——苏门四学士.
苏子的诗篇不可多得,而那份恬静、豁然更令人神往,现在浮躁的世界需要这样的芬芳.
（六）超然之道,亦或是：累了,倦了
苏轼交友圈极其广泛,从士大夫至布衣百姓,由佛及道,晚年尤与僧人过往甚密,贬谪途中时常蒙僧人照料.吴复古,杭州老友维琳方丈,诗僧参寥,佛印等.相传苏轼与佛印有个有趣的故事.苏轼欲开佛印玩笑,说“古代诗人常将‘僧’与‘鸟’在诗中相对.举个例子说吧,‘时闻啄木鸟,疑是叩门僧.’我佩服古人以‘僧’对‘鸟’的聪明.”佛印说；“这就是我为何以‘僧’的身份与汝相对而坐的理由了.”看来,僧人亦不可小觑.
苏轼晚年练瑜珈,炼丹,修身养性.“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凡尽心,别无胜解.”想求得“道士丹”,虽然人间有“羽化”、“蝉蜕”之说,苏轼还是坚持寻求长生不死之药,但没有着迷,可能只是想论证“道士丹”存在有无.后来渐渐坦然,认为合乎常理的简单生活便能长寿：一、无事以当贵,二、早寝以当富,三、安步以当车,四、晚食以当肉.
“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人生底事,来往如梭,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鱼蓑.”
11XX年,返往常州,久卧病床.7月28日,这颗星星陨落了,享年64岁.耳畔想起苏子诗“我生如飞蓬······”

6. 苏轼传读后感、、2000字 急求~!

2000字不知道够不够 苏东坡传读后感 ——论苏东坡的人格 中国自古以来评价一位文人，首先看的并非是成就的大小，而是人品道德的好坏，也就是他的人格。一个品格低劣的文人，即使文字再富有才华，也终归无用。所以，一个人的人格可以说是他的名气的骨干。 苏东坡所处的时代与现在已有千年之隔，而他的美名依然历代为人们所称颂，可谓家喻户晓。他之所以如此，我想也与他的人格魅力不无关系。 苏东坡的人格虽然复杂多面，然而我认为也可以用“浩然之气”四个字来概括。所谓浩然正气，就是正大刚直之气，也就是人世间的正气。苏东坡即具有此种“浩然之气”，它致大致刚，激烈冲动，不可抑制，这种力量若辅以正义和真理，便在天地之间无所畏惧。 一 有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一天饭后，苏东坡捧着肚子踱步，问道：“我肚子里藏些什么？”侍儿们分别说，满腹都是文章，都是识见。唯独他那个聪明美丽的侍妾朝云说：“学士一肚子不合时宜。”苏东坡捧腹大笑，连胜称是。 “不合时宜”正是苏东坡那坚执性格的体现。 苏东坡坚执的性格集中表现在了他的宦海生涯之中，那是他性格中最坚硬的一部分，正如暴风雨中的海燕，暴风雨越是猛烈，他就越是要激越地怒吼，高傲地飞翔。 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以下简称《苏》）中写道：“苏东坡和王安石的冲突决定了他的一生，也决定了宋朝帝国的命运。” 王安石变法的本意是好的，然而他过于自负了。他的很多新法，如青苗法，免疫法，保甲法等，实际实施时根本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反而给人民增加了很多负担。与此同时，王安石把反对他的许多贤臣都变贬到了其他地方，反而提拔了很多趋炎附势毫无学识的小人。苏东坡对这些新法极力反对，连续上书皇帝，然而成效甚微，并最终在群小的弹劾下被贬到了杭州。然而这只是刚刚开始。 遭到谪贬之后，苏东坡仍然坚持对抗新政。当他看到为躲避不堪负担的重税而流亡异乡的百姓，当他听到被关进监狱的良民的哀叹，他胸中总是积起愤懑与不满，而这种感情都被他写在了诗文中。《苏》中说：“单独看，那些句子只是偶一置评；但合起来看，则是些动人的抗暴诗。” 他的诗文使当权的小人无法忍受，当时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以“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坐牢103天。 然而出狱当天他又写了一首讥刺奸臣的诗，并自笑：“我真是不可救药。”可见他并不为权势所趋，并不为威逼所吓倒，而始终坚持着自己心中的真理。 后来英宗皇后把苏东坡召回京都任翰林学士知制诰。当苏东坡来到京城之后，他仍然意志坚定的与朝廷中的腐败无能之辈对抗，他想从根本上改革国家的吏治。 苏东坡不会说空洞的官话，不会讨好朋友，也不会趋炎附势，随波逐流。他只知道坚持他所认为正确的，并因此得罪了不少人，然而对于这些，他是丝毫不在乎的。 苏东坡坚持“人应当有不同意权”，坚持“广开言路”，坚持文人的独立思考，他也坚持废除那些迫害百姓的新政。 他的坚持是有意义的。他的坚持使青苗法完全废止，使赤贫百姓的欠债连利息在内一律宽免，更使腐败的吏治出现了一丝希望的曙光。然而，“聚蚊成雷，积羽沉舟，寡不胜众。”在无数的谣言重伤，玷辱污蔑中，苏东坡自己觉得仿佛正走在群蛇滋生的阴潮的山谷，最终还是选择了请求外放。 之后再没有哪位大臣像他那样在朝中坚持着正义与群小对抗了，苏东坡死后25年，北宋灭亡，曾经鼎盛一时的王朝在北方铁骑之下化为了灰烬。 二 在苏东坡的坚执下，也有一部分人格是柔软的，温暖的，静静散发着光芒的，那便是他的人道主义精神。 《苏》中提到有三封信，可以算是苏东坡写的三大人道精神的文献。 第一封是他被贬谪黄州时写的。他对当地百姓因贫穷而杀死婴儿的情况深为惊骇，便写信给太守，呼吁制止杀婴。他在信中叙述了杀婴的情况，并作出建议：“公更使令佐各以至意，诱谕地主豪户。若实贫甚不能举子者，薄有以绸之。人非木石，亦必乐从。但得出生数日不杀，后虽劝之使杀，亦不肯也。自今以往，缘公而得活者，岂可胜记哉！”同时苏东坡还自己成立了一个救儿会，向贫苦的孕妇赠与金钱、食物、衣裳。 第二封信是苏东坡1092年任扬州太守时写给太后的。一次他视察时看见各处是青翠的麦田，但大多的农家荒废无人。因为农民无法偿还高额的本金利息，为了不进监狱，只好丢下丰收的田地而逃难。《苏》中说：“百姓的信用一旦毁灭，商业必然随之瘫痪。万恶必由此而生。”苏东坡深知这一点，于是上了一道长五千字的表章，细论处理呆账的办法。信中引用孔子说的：“苛政猛于虎”，提出：“以天下言之，常有二十余万虎狼散在民间，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终于，1092年7月，苏东坡所催请各点，朝廷正式颁布施行。表彰中所提的公债，全部由朝廷下令宽免了。 第三封信是苏东坡不久于人世前写的。东坡一生屡遭政治陷害，对他下手最狠辣的大概莫过于章敦这个人。贬东坡于岭南、于海南，想把东坡置之死地的正是此人。等到东坡终于得以北归，章敦被贬岭南，以一般人的见识，东坡这时即使不幸灾乐祸，至少也可拍手称快，但东坡却不是这样。这一点从章敦的儿子章援写给苏东坡的一封信和苏东坡的回信可以看出。章援的信凄凄哀哀，诚惶诚恐，他为了老父亲向苏东坡求情。他以为北归的苏东坡定能拜相，而拜了相的苏东坡大概不会忘记他父亲昔日的种种迫害，所以他满纸泪水地写信求情。苏东坡抱病回信，信中说：“轼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已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 。”在信中，东坡不仅把章敦认作老友，从而打消章援怕他向其父报复的顾虑，而且让章援转告其父如何储药养生。卧病在床不久就辞别人世的东坡，竟不惜耗费残余的一点心力精力去向“仇人”的儿子亲笔回信，还不厌其烦地转告这“仇人”如何保养身体，这样的心胸情怀在几千年的传统文人中鲜少见到。 除这三封信以外，还有很多事迹可以表现苏东坡人格中的人道主义的光芒。有一次他花了几乎是全部积蓄买了一幢房子。正要接来家眷，一天却遇见一个哭泣的老妇人，她败家的儿子把房子卖了，她自己却不愿搬出来。苏东坡发现那正是他买的房子，结果把房子又退给了她，自己却既损失了钱财，又丢掉了房子。还有一次苏东坡把当地无主野坟的骸骨重建一大冢而埋葬，并且写了一篇祭文，安慰那些无名死者。《苏》中说：“他颇以那些骸骨有些残缺不完，必须合葬为歉，只希望那些阴魂和睦相处，犹如一个大家庭一样。” 也正是因为苏东坡身上的人道主义的光辉，他深受百姓爱戴，成为了百姓之友。《苏》中写道：“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恐怕也是这个原因吧。 三 《苏》中说：“杰作之能使历代人人爱读，而不为短暂的文学风尚所淹没，甚至历久而弥新，必然具有一种我们称之为发乎肺腑的‘真纯’。”而正因为苏东坡人格中那“真纯”的一部分，表现在其文章与事迹中，才得以传得千古美名。 苏东坡的“真纯”主要表现在诗文，政治和待人三方面。 在做文章方面，苏东坡提出“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长行于所当行，长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苏东坡写文章如“行云流水”。《苏》中写道：“他是把修辞作文的秘诀弃之而不顾的。何时行，何时止是无规矩法则可言的。只要作者的情思美妙，他能真实精确的表达出来，表达的够好，迷人之处与独特之美便自然而生。”而“行云流水”不也正好是苏东坡性格的写照么？周国平将它称之为：“个性的不可遏止的自然奔泻”，这不正是一种“真纯”么？ 在政治上，苏东坡亦是如此。1092年5月，在他任杭州太守时，杭州一代大雨滂沱，多日不止，造成水库崩裂，稻田被水淹没，丰收的期盼眼见着化为了泡影。然而当地的其他官员都于灾情都一言不发，纷纷奏报丰收有望。 此种情况只有苏东坡站了出来，他知道饥荒即将来临，一方面开始存粮，一方面上表朝廷，陈述实情，吁请急速设法。半年之内上表七次。然而官僚办事效率的低下，使苏东坡最终还是未能成功，事情还未完成便被调走了，结果1901年五谷歉收，造成了严重的饥荒。 待人“真纯”往往被认为不太懂得人情世故。苏东坡把人人当好人，还好有他的妻子王弗照管他。苏东坡做了官以后家里边经常来朋友拜访他。王弗就经常躲在这个屏风后边儿细细地听。有一天一个来访者走了，王弗从这个屏风后面出来就跟他说：“你费那么多功夫跟他说话干什么？他只是留心听你要说什么，好说话迎合你的意思。”这件事情不仅表现出苏东坡妻子的智慧精明，同时也表现出他自己待人接物方面的“不成熟”。这方面苏东坡或许永远也无法成熟起来，因为那正是他人格中“真纯”的一面，无法改变。 四 周国平评价苏东坡说：“读所东坡豪迈奔放的诗词文章，你简直想不到他有如此坎坷艰难的一生。”正是因为苏东坡人格中那豁达乐观的一面，他的诗文自然清新，奔放灵动，豪放不羁。同时他也把这种豪放之风吹入了词中，大大扩宽了词的题材。在“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英雄人物”背后，是诗人广袤千里的豁达胸襟。 《苏》中评价他说：“他的一生是载歌载舞，深得其乐，忧患来临，一笑置之。” 当他被贬官黄州时，朝云生了—个儿子让他题诗，他嬉戏道：“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生，惟愿孩子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后来苏东坡被贬谪到中国本土之外的琼崖海岛，当地无医无药，他告诉朋友说：“每念京城无数人丧生于医师之手，予颇自庆幸。” 当苏东坡到了黄州，失去了薪俸，成了个农民，又带着一家老小十数口，他生活期非常简朴，开始紧紧缩编地过日子。他把钱藏在瓦罐中，每天只能取出—百五十文，然后立刻格瓦罐收在天花板上。另外他还准备了—个大竹筒，存放剩余的零钱以备招待意外的访客。面对境遇的陡落，苏东坡心中自然也苦闷难当，但是他移情于物，耕作田间，自得其乐。正如他所说的：“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无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 《苏》中写道：“苏东坡过得快乐，无所畏惧，像一阵清风度过了一生。”真是评价得再恰当不过了。 五 苏东坡具有以儒学体系为根本的人生思想，但仕途的坎坷又使他充满出世与入世的矛盾，又由于浸染佛教和道教的思想而形成“外儒内道”的作风，最后成为了苏东坡性格中的超脱。 《苏》中写道：“苏东坡这种解脱自由的生活，引起他精神上的变化，这种变化遂表现在他的写作上。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诙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我想，这便是苏东坡的超脱。 苏东坡一直以陶渊明自比，享受安闲的田园之乐。他也从佛教和道教中汲取精华，构成自己的人生观。他虽未入教，但却从宗教的哲学中获得了超脱的快乐。所谓：“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就是这样吧！ 苏东坡经历了“乌台诗案”之后感受到生命犹如趴在旋转的磨盘上的蝼蚁，又如旋风中的羽毛。他为了寻求心灵的安宁而开始转向宗教。苏东坡在《安国寺记》中写道：“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以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旦往而暮还者，五年于此矣。” 他的“一蓑烟雨任平生”，他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他的“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不都是他对痛苦的超越和人生的领悟么？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趾爪，鸿飞哪复计东西。”《苏》中有一段话是这首诗最好的注解：“这一生，他只是永恒在刹那显现间的一个微粒，他究竟是哪一个微粒，又何关乎重要？所以生命毕竟是不朽的、美好的，所以他尽情享受人生。” 六 苏东坡的人生走到了终点，可是他的“浩然之气”依然在山河间久久回响。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浩然之气，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带生而存，不随死而亡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狱，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这种浩然之气才是万古不朽的。 最后引用苏东坡的一首《水调歌头》（快哉亭作）： 落日绣帘卷，亭下水连空。知君为我，新作窗户湿青红。长记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烟雨，渺渺没孤鸿。认得醉翁语，山色有无中。 一千顷，都镜净，倒碧峰。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堪笑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刚道有雌雄。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7. 苏轼传 读后感

《苏轼传》是苏轼研究专家王水照和崔铭合著的一部书，四十五万字，去年才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书写得很好，但这却是一部不好写的书。苏轼一生经历丰富复杂，著作多，面广，这是难点之一。还有，就是有林语堂的名著《苏东坡传》在前面比着，那书写得那么精采。

我读《苏轼传》，觉得全书对苏轼的评价，大体与《苏东坡传》相似，林氏的概括即所谓：“是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等等。《苏轼传》大体是以这种评价展开的。不过书的副题《智者在苦难中的超越》又表明作者们是极力从苏轼生活经历来理解和描写他的。因此这书自有它的不容忽视的特点。一，它严格按编年叙事，而且强调苏轼作为作家的一个方面。全书将苏轼的诗词文章贯穿它的一生，对比看起来，《苏东坡传》就不是这样，它要照顾英美读者的理解力和趣味，诗文不能多引；它使用的传说故事更多，也占更重要的位置。因此，这本《苏轼传》对读者从苏轼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了解他的生平，是更有益的。在叙事中展开对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的阐释，而且阐释得极好。在此，就表现出王水照先生对苏轼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研究的功底非凡，在传记里应用随心自如。苏轼的心事、文思，与天下的政事，交织一起，所以合了“在苦难中的超越”，而且是一位“智者”的超越。没读过苏集的读者，从《传》中引用的大量诗、词、文中，特别是从并不常见的随笔、短笺中，能领略的，真是不少。二，林语堂酷爱苏东坡。林写的是文学性更强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散文创作。当然林氏有他充分的历史材料证明，而我总觉其着眼点在于苏东坡的人格，而且是作者喜爱的人格。而《苏轼传》则更带有学术性。它更全面，更讲究论证。的确，苏轼的风流潇洒，几乎是天成。但是，环境也造就它。不论从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看生平，还是从生平看小说诗歌文学作品，都不单有潇洒风流，而且有个人的痛苦和人民的苦难。乌台诗案中国最可笑的文字狱之一后被贬黄州，是苏轼生活的关键一步。在林、王二传中，都重点写。余秋雨重要散文《苏东坡突围》也选这一段来写。苏轼的人生和他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在此都是一个高峰。对这一段生活，《苏轼传》无疑写得更丰富。它把痛苦和苦难展示得更充分，以至于惊心动魄。苦难充分，“超越”才有力。林氏过分地渲染了苏东坡在苦难中的乐天、快活，甚至把他在“乌台诗案”里受审时的屈辱与痛苦也说成“有趣”。《苏轼传》则把黄州生活写得更令人可信。比如当时苏轼在许多信里反复叮嘱友人“看讫，火之”，“传闻京师，非细事也”。他是惊弓之鸟了。他在黄州又看到生平所未见的民间疾苦，苦日子也尝到。在此有一点不可不提。苏轼在黄州时写过许多信，其中有一封是给他的朋友也是政敌章忄享的信中对已往表示悔过。林传说，是“一封非常贴切的回信，悔过之意，溢于言表”，是“再得体不过”，简直可请皇帝过目；言外之意是应付，巧于周旋而已。而王著则以为“可能夹杂着个人求助的动机”。我以为写得较真。王著此是全面反对新法了。这似乎顺理成章。王著写出的诗人，更复杂、真实些。三，关于王安石变法，林氏的否定也许太简单化。而王著则更客观些。关于苏、王二人，当然都是大作家，苏比王高。此书提到变法时，曾对比苏、王的见解说：“无论是思想的高度，还是目光的远大，苏轼都无法与一代名相王安石相提并论”。这也是客观的。此书在王安石身上着墨不少，而且是从王安石与苏轼的交往中写的，重头文章在王安石罢相以后。苏轼在金陵访王，政敌又成文友，旧怀尽释，论文极乐。那一大段就写出北宋文人的大度风雅，更写出两位大作家的可爱。

8. 苏轼的读后感

苏轼著作文献读后感
邓乔彬：“……因为苏轼出入于佛老，在遇危难之时能努力做到恬然自适、随遇而安，泰然面对一切。……苏轼在他被贬多次。且越贬越远后，依然能做到坦然处之。正因为他有这种不为穷通所扰、处惊而不变得乐观精神和人生态度，所以对于柔奴所说的‘此心安处是吾乡’大加赞赏，以至有此词之作。而我们也不妨可将它看成是苏轼借柔奴之口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苏轼在初贬黄州之时，自感政治环境的险恶，因而《卜算子》之写孤鸿，有‘拣尽寒枝不肯栖’之句。而一旦从佛道思想中得到解脱后，他的其他作品就能写得超旷悠然。待到自己被贬岭南后，他还真能做到‘此心安处是吾乡’。在惠州是如此，被更远地贬到海南的州之后仍然如此。有了旷达的情怀，就能随遇而安。这首《定风波》似是为柔奴而写，却又是自己人生态度的寄寓，同时又成为今后生活的预言，确实很有意义。”
苏轼的《贺新郎》：
乳燕飞华屋，悄无人，桐阴转午，晚凉新浴。手弄生绡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渐困倚、孤眠清熟。帘外谁来推绣户，枉教人梦断瑶台曲。又却是、风敲竹。 石榴半吐红巾蹙，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秾艳一枝细看取，芳心千重似束。又恐被、西风惊绿。若待得君来向此，花前对酒不忍触。共粉泪、两簌簌。
邓乔彬：“苏轼自称‘早岁便怀齐物志，微官敢有济时心’（《和柳子玉过陈绝粮》），有积极用世之心，但因政见上的分歧，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他也就免不了会运用《离骚》以来的‘芳草美人’传统，表现君臣难以遇合的感触。词中的美人应是作者自喻，她的被冷落自然也如自然生活中一样，梦中的期待与醒后的失望，表现出心中的真实情感。至于团扇的形象，又有秋扇见捐的特定涵义。石榴花的‘伴君幽独’可看出一片忠心，而年华易逝、红花难久则有《离骚》‘恐美人之迟暮’的寓意。……苏轼在他的经历中，有过君臣遇合的缺憾，后来更是因为‘乌台诗案’而获罪，成为‘元佑党人’而被贬。如果写作此词之时他任官于杭州，还是在获罪和被贬之前，那么‘伴君幽独’的一片忠心和狷介之士的形象，无疑是有寄托。”
王双启：“苏轼（1036-1101）是北宋时代的一位大作家，是全面多能的文学家、艺术家。在文学创作上，他兼长众体，诗、词、文、赋都达到了高度水平；擅作枯木竹石之类的‘文人画’能表现一种高雅的韵致，尤其是擅长书法……苏轼能把文学艺术的多种才能集于一身，而在进行创作的时候，又能互相补益、互相促进，相得益彰，正是所谓一通百通，左右逢源的那种情况，所以他的诗、词、文章都有流畅自然一气呵成的特点。苏轼的词，尤其值得重视。他在词的创作上，显示了充分的革新精神，促成了词的发展历史上的一次高潮。苏轼的路子是‘以诗为词’……”。
我们如果稍微的注意一下，就可以看出，北宋那些兼长诗词的作家，常常将比较庄重、严肃的题材写进诗中，而那些比较琐细轻柔的题材则用来写词，所以就间接的造就了当时的一种情况，即“诗庄词媚”而这些所谓的媚词就被后来的人们归结到婉约词中，几乎只要是读到豪放词的人都知道，豪放词派是由苏轼创新出来的，至于苏轼是如何创新出新的词风的，就要从这个“诗庄词媚”来说起，苏轼的“以诗为词”，就是把用于诗里面的那些题材用刀刺中来从而扩大了词的题材范围增强了词的表现能力，提高了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王兆鹏：“由于主体意识的强化，词的抒情主人公也随之发生变异。‘花间范式’的抒情主人公往往不是作者自己，而是没有确切指定性的他人或‘共我’，即使是抒发自我之情，也多是假托佳人思妇之口出之。而东坡词的抒情主人公就是作者自我，写自我之情，也以我之口吻声气出之，并且‘我’字直接出现在词中，如：‘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我欲乘风归去’等等。笔者据《全宋词》第一册统计，苏轼三百五十多首词中‘我’字出现六十一次，这些‘我’字几乎无一例外是指创作主体自我……”
王兆鹏：“……苏轼一生都处在多种矛盾的抉择、困扰之中。面对惨淡的人生，面对精神上的接踵而至的痛苦、忧患，他不做穷途之苦，而是力求从忧患中超脱出来，冲破世间荣辱苦乐的羁绊，以期达到超然自适的精神境界，求得精神的慰籍和心理的平衡。之中求超脱的人生态度在贬居黄州后更加明显。《前赤壁赋》就形象的记录了作者是怎样在大自然的怀抱中解脱忧患苦闷的心灵历程。在黄州所作的众多词篇，大多是这种心灵的‘记录’。苏轼精神上摆脱了痛苦的方式，除了参禅年佛之外，便是回到大自然，在‘清风皓月’中，在对大自然的审美观照中忘却人间的忧患和自身的烦恼，所谓‘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名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前赤壁赋》）。《西江月》（‘照野弥弥浅浪’）词所表现的心态正可与此相互印证。词写他‘乘月至溪上’，‘见流水铿然，疑非尘世’，便悠然心会，环境、外物之宁静与主体心灵相契合，于是‘解鞍依枕’、‘醉眠芳草’。溪月清风洗却了心头的苦梦，精神上得到一种解脱，因此酿然而睡。如果不是‘杜宇一声’，几几乎不知东方之既白。《临江仙》写家僮酿然入睡，‘鼻息雷鸣’，无忧无虑，反衬出自我忧患重重，心灵激荡难平，世间荣辱、人生进退难以忘却。但在‘江声’中，‘风静’时，词人似乎若有所悟，只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以‘忘却营营’，摆脱人生的忧患。当然，造物主并不让他如此快活，但他时刻想从忧患痛苦中摆脱出来的心态，却形成其词的主调。黄庭坚说东坡词‘似非吃烟火食人语’，胡寅说东坡词‘超然乎尘垢之外’，王之望亦谓其词‘笔力蕴藉，超脱如此’，（《汉滨集》卷十五），说法虽不一，指的都是东坡词的超脱精神。……”
东坡词表现苦闷忧患，同时又力求摆脱忧患，力图给人一种超脱感，让人从深沉的忧患中解脱，从而去追求新的超感，追求新的自我。苏轼在经历人生苦闷的时候不是麻木的选择放弃，而是在精神上寻求解脱和摆脱这种苦闷，大自然在苏轼的眼中就如同一个拯救人心灵的华佗般，一点点治愈自己心中的伤痛。不仅如此，苏轼还将自己的这种解脱方式进行推广，让越来越多的和他有相同苦闷的人们得到摆脱。

9. 百家讲坛苏轼(一)观后感400字急

苏轼是抄个名副其实的大文豪，袭他的词自成一派，让人望之感叹。他的一生充满了神奇的色彩，虽然郁郁不得志，但是他有豪迈的胸襟，能包容天下，虽寄情与山水之间，却有自己独特的政治解读，他的政治抱负未能施展于朝野，却通达于后人。
苏轼的诗词流传下来很多，大多数都写山水、描绘出一幅幅美丽的画卷，或自娱自乐，或自嘲于世，或与二三好友同行，或描绘世事百态。洋洋洒洒，人如其诗，诗如其画，画如其字。苏轼不愧为风流才子，满腹的才华尽显于创作之中，有着我辈所看不透的感悟和追求。正是苏轼的恬淡成就了他，虽然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是他无奈生活的缩影，但是他苦中做乐，更有东坡肉流传至今，满足大家的口腹之欲。东坡先生是个传奇，他的一生悲苦，却从容自在，他不似陆游般国家不兴，死而不快。也不像杜甫般郁郁一生为国家。他是国家用时，义不容辞，国家弃之，恬然自居。是好的诗人的心态，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方面。

10. 读苏轼事迹后感300字

苏轼诗文名垂千古，而我们若能够品味其为人，品味他那执着而旷达的心
境，则可得出这样的结论：苏轼为人，行诸诗文，而高于诗文。

在《江城子密州出猎》中：“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狂放诗句，
充分显示了苏轼威武刚强的英雄本色。这首词通篇纵情放笔，气概豪迈。一个
“狂”字贯穿全篇。表现了猎者威武豪迈的气概。词中写出猎之行，抒兴国安
邦之志。多角度、多层次地从行动和心理上表现了作者宝刀未老、志在千里的
猎猎英姿。相较柳永的“人生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青秋节”那种花前月下
的儿女情长，则更显得豪气冲天，别有一种至刚至韧的气概。苏轼此词，更流
露了他想要建功立业的伟大抱负。

然而，无情的命运与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乌台诗案后，他被贬黄州。
所有报国梦想都被击得粉碎。他也曾在痛苦中挣扎，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以及“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这些词句都抒发了他九死一生后对世态炎凉的慨叹。

《卜算子》
一词
是他此时落寞、孤寂、悲凉心境的真实写照。那是一个残月下的独步者，他徘徊踯躅，孑然一
身，无人知晓，无人问津。只有那被惊动的未栖的孤鸿，或许可以借凄清夜月
黯淡的辉光瞥见他这个寂寞孤独的“幽人”。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虽然厄运一次次降临，作者依然痴心不改，高洁自许，他不愿意随波逐流，不愿融于流俗，哪怕是只能孤独于寂寞荒冷的沙洲，也不愿意随意拣一根
枝条栖息。
“不肯”二字透露了主人公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