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观后感
Ⅰ 急需 清华大学百年校庆 观后感
清华大学即将迎来百年华诞的喜庆，我借此机会，向清华大学的师生员工表示衷心的祝贺：祝贺你们在过去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向为这些成就做出贡献者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希望你们百尺竿头，更上一层楼!
在中国，清华大学有着“中国麻省理工”之称的美誉，说明贵校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分量。我也一直认为，清华大学是我国重点大学的“排头兵”，是最有希望最早建成的世界一流大学之一。这说明，贵校重任在肩，千万不要辜负了自己所承担的重大使命。
十分巧合的是，今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也迎来了建校150周年的纪念，我看了两校为庆祝校庆的安排，这不能不引起我的反思。据麻省理工学院宣布：“自1月7日至6月5日，将举行一系列盛大的庆祝活动，在持续150天的校庆中，麻省不但要向以往的成就和贡献者致敬，而且将举行严肃的反思活动，思考如何继续走近研究的前沿及世界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
然而，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筹备工作，早在5年以前就成立了筹备委员会，后又改为组织委员会，下设11个专项工作组。此外，还成立了发展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3年以前就开始了1000天的倒计时活动。筹备工作不谓不充分，舆论不谓不大。可是，整个校庆活动依然没有摆脱传统格式化的思维窠臼——大造舆论，邀请名人捧场，极尽评功摆好之能事。自去年以来，该校就开展了“百年赋”、“我爱清华”、“百年清华、行健不息”、“两岸同心”等活动，而且还把舆论造到了国外去了。去年，该校派代表团访日，举行了“东京大学—清华大学周”和“早稻田—清华大学日”活动。在美国的造势的范围更大，先后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举办了“清华周”，在芝加哥大学、麻省理工、哥伦比亚举办了“清华日”，在哈佛大学举办了“清华大学与哈佛大学学生论坛”。
但是，我却没有看到清华大学有任何一项反思活动，更没有像麻省那样“严肃的反思”，这就是清华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之间在思想境界上的巨大差距。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对反思有过很多的论述，他说：“哲学认识的方式只是一种反思”。:因此，反思是人类认识事物的工具，要深刻地认识事物的本质，就必须进行反思。不经过深刻的反思，就不能吸取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就不能认清教育的规律，不能成为一个清醒的领导者，也就不能使我国高等教育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
既然没有看到清华大学的反思，那么我作为一名老年教育工作者，出于责任感的驱使，不妨替你们作一点点反思，但愿是“逆耳的忠言”。
首先，一流大学应当选择什么样的校长?这个问题的答案本来是很清楚的，一流大学应当选择一流的教育家当校长，但是这个问题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各重点大学都没有解决好。为了说明问题，我不得不重提5年前发生在清华的一件事。2005年5月11日，清华大学校长主持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的演讲，演讲完毕赠送礼品时，校长念黄遵宪的《赠梁任父同年》诗时，由于不认识小篆的“侉”字而语塞，并进一步导致举止失措，把赠送礼物说成了“捐赠礼物”，接受对方礼品后又忘记说声“谢谢”。这本来是很庄严的场合，却闹出了大笑话，并遭到了普遍的批评。汉语言文字博大精深，谁都有念错字的时候，我也念过错字。我们无意苛求科学家要会认识篆体字，一定要懂得古诗文，但作为大学校长必须具有较高的人文素质。对此，著名的文化学大师王元化先生在逝世前曾批评说：“大学校长由对人文科学茫然不晓的理科教授担任，而此种现象导致大学文科奄奄无生气，人文精神的失落。”这件事并不能怪罪校长，而只是暴露了我们遴选大学校长标准和方法上存在的问题，如果把遴选校长的权力交给学校的教授委员会，相信他们能够选举出符合教育家标准的校长。
其实，在清华大学的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杰出的校长，如梅贻琦、蒋南翔、刘达、刘冰等，从治校的实践中，他们要么成了学者化的职业校长，或者是革命化的职业校长。梅贻琦先生是留美的物理学博士，他的成名并不是因为他是博士或是院士(逝世前一年台湾中央研究院才授予他院士头衔)，而是反映他的教育理念的一句话：“大学乃大师之谓也，而非大楼之谓也”，至今仍然被我国教育界所传诵!这几位校长作为著名的教育家，其业绩和教育思想，都已载入我国高等教育史册。对比起来，自80年代开始，清华大学的历任校长都是院士，他们都是双肩挑的学者，不能专心致志地把全部智慧和精力用于办好学校，因此他们都没有成为有影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85年以前曾说过：“做一个学校的校长，谈何容易!说得小些，他关系到千百人的学业前途;说得大些，他关系到国家与学术之兴衰。这种事业之责任，不值得一个整个(指心无旁骛)的人去担负吗?”问题就在这里，我国现在不仅校长，而且有些部处长也搞双肩挑，他们怎么可能做到“鱼和熊掌二者得兼”呢?因此，清华应当珍惜自己的经验，选拔那些教育家当校长，心无旁骛地领导和管理好学校。也许，也有些院士符合校长的要求，但必须放弃学术研究，要以学校的利益为最高的利益，绝不能利用校长的资源营建个人的学术汕头，像世界那些著名大学校长一样，做一个专心致志的职业化校长。根据过去的经验，从国家部委或省市的领导人中，选拔那些既受过良好教育(假博士不要)又有民主作风的人，到部分大学担任校长，也许比直接从教授中选拔要更好一些。
第二，应当树立什么样的大学精神?在清华大学的介绍中说：“学校精神：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清华大学的百年校史上，的确存在着怎样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蕴育出了大批翘楚和大师级的人物。可惜，这种精神并没有继承下来，无论是独立也好，或是自由也好，恐怕都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请问：你们对教育部有自己的独立自主权吗?你们又给了学校的教授和学生们多少的独立和自由呢?如果你们真的有独立和自由之精神，那陈丹青先生又怎么会辞职呢?反倒是，他离开清华以后，才真正获得了创作上的独立和自由，这难道不值得你们认真的反思吗?
第三，一流大学应当具有鲜明的特色，绝不能贪大求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特色十分鲜明，她是世界“理工科之王”，她拥有世界独一无二的“媒体实验室”，这是一个被称为“创造的摇篮”的研究机构，专注于发明创造，而非科技产品化的开发。正因为他们注重原创性的研究，所以才发明了世界第一个“旋风电脑”、幽灵隐形轰炸机、第一个拥有人类感情的机器人等成就。同时，他们先后诞生了76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这可能是我国举全国高校之力也无法企及的荣誉。美国其他大学也都各具特色，如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和理论物理，哈佛大学的行政管理，耶鲁大学的法律，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派，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高能物理劳伦斯学派等。
可是，我国大学都追求“大而全”，互相攀比，失去了个性和特色。过去，人们都知道清华大学的建筑系和水利系是赫赫有名的，可是现在不知道什么是清华的特色。据介绍，清华大学的重点学科有49个，拥有全国第一的学科就有38个之多，重点多了就没有重点，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没有被认为最吃香的医学院、法学院和商学院，尽管有人建议要办这些学院，可是校长雪莉-帝尔曼却说：“，正因为我们不需什么都做，我们才能够集中所有精力和资源来干两件事，一是非常严格的本科生教育，二是非常学术化的研究生教育。我们把这两件事做到了极致。我们认为，小就是美!”1997年该校数学家安德鲁-怀尔斯足不出户，用7年时间证明了困扰世界数学界358年的费马大定理，从而创造了世界学术界的奇迹!这才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本色，我们应当反思“大而全”的办学模式，不走出“大而全”的误区，我们最终可能建设不出真正达到美国研究型那样一流水平的大学。
第四，世界一流大学应具有什么样的学风?20世纪初，是清华大学的黄金时代，当时的国学院拥有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赵元任四位大师，他们年龄都在五十岁以下，都正值风华正茂。王国维先生在逝世前，曾出版了他的《人间词话》，在谈到治学的精神时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网络。暮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这是王国维先生和那时一代学者治学的学风。“独上高楼”是什么意思?就是进入“象牙塔”，像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所说：“树立以学术为终身志业”的志向，只有这种精神，才能从事高深学问之研究。当今，我们的大学做不出传承千百年的学术成就，就是缺少了这种精神。王国维和他提出的这种学风，正是清华大学的精神财富，难道不应该反思和继承吗?
去年，曾有学者质疑贵校一位文学教授有学术剽窃之嫌，尽管学术界不停的呼吁清华大学成立调查委员会，但贵校态度一直暧昧。对待学术抄袭和剽窃，决不能姑息迁就，必须旗帜鲜明地查处，要不然怎么体现你们严谨治学的学风呢?另外，必须树立实事求是的态度，拒绝一切形式主义，不能把国外退休的名家或ZF的高官聘请到学校装饰门面，把他们供奉起来养尊处优，这种做法只会有害而无益处。在《参考消息》上，清华大学是作广告最多的大学，凡是广告都吹嘘或夸大其词，这是与严谨学风相悖的，必须制止以赢利为目的的广告。
第五，精英大学必须远离实用主义的办学方向。精英大学贵在精，贵在致力于高深学问的研究，清华大学应当是这类大学的佼佼者。什么是高深的学问?它是指影响世界未来的前沿问题，能够传承百年、千年的学问，能够引起科学和技术领域哥白尼式革命的重大发明和创造。为了实现这样的目的，在科学研究中，必须放弃急功近利和立竿见影的指导思想，在探索未知的道路上，要耐得住寂寞，发扬安贫乐道的精神。德国著名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曾说：“当大学决心于经常为国家和社会利益集团服务的方针的时候，马上就背叛了学术工作和科学自身。大学如果确定了这样的目标，无疑等同于自杀。”本来，大学是分为精英型的和大众化型的，也有纯学术性的和应用型之分。我理解阿伦特的话，是针对极少数精英大学而言的，这是繁荣学术的需要。如果这样理解是正确的话，我认为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极少数重点大学，应当放弃实用主义的办学方向，这是使我国科学跻身于世界先进之林的需要!
在清华大学校园里，竖立着一方石碑，上面镌刻着“行胜于言”的警句，这被认为是该校的校风。这句话当然是正确的，反映了实践第一的认识论，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本叫陶知行，为了表达他的教育理念，索性把名字改成了陶行知。我个人切身感受到清华大学毕业生的务实精神，兴许这正是该校出现了70位亿万富翁的主要原因。
Ⅱ 恰同学少年观后感
带着深深的渴望，带着多少的梦魂牵系，
我们迎来了二十一世纪。
那是怎样的一个历程，
是中国共产党坚实臂膀，
把中华民族的丰碑訇然扛起。
是中国共产党用她宏伟的构思，
把中华民族的发展道路打扮得如此壮丽。
在过去的一百年间，
古老的中华大地经历了沧海桑田之变－－
从1901年丧权辱国《辛丑条约》的签订，
到2000年中国人民的生活从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
大踏步走向繁荣富强，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刚刚过去的一百年，
记录着中华民族的屈辱历史，
伴随着东方雄狮的愤怒吼声，
记载着炎黄子孙的图强足迹，
铭记着龙的传人的世纪飞腾，
正所谓“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我们的先辈在迷朦与混沌中，
高举起生命的大旗，
蛮荒的土地上，我们的英雄在坎坷与崎岖中，
腾起幻想的羽翼。
一步一步地接近巅峰，
一步步地缩小天与地的距离。
滔滔碧海，飓风阵阵，那是中国人民铿锵的脚步；
浩浩长空，风雷滚滚，回荡着中华民族激越的旋律；
人类成熟了，在历史的版面上，雕刻了丰功伟绩；
岁月成熟了，在苍茫的大地上，收获了春风秋雨；
我们成熟了， 在前仆后绩的探索中缔造了一个伟大的国家，
于世界的东方傲然挺立。
回首百年，展望远景，
走进那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
去咀嚼那饱含着苦辣酸甜的喜怒哀乐。
在畅想美明天的同时，
掂一掂作为时代先锋所应肩负的神圣旨意。
崇高的理想信念，
展示着一个真诚的人生境遇。
坚定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
是当代中国人的崇高精神支柱。
建议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是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奋斗的伟业。
党的历史使我深深地认识到，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根”。
伟业必然包含着艰辛，
艰辛孕育着新的发展机遇，
我坚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必定会展现出新的蓬勃生机和旺盛的活力。
社会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在新的世纪和新的千年必定会有新的发展，
社会主义的中国必定能实现振兴和腾飞，
在世界的东方昂然挺立。
如果说，二十世纪是中华民族的百年图强史，
那么十二一世界就是我们已经踏上的百年圆梦路。
新世纪，为了等待你的检阅，
我们已把辉煌排列得整整齐齐。
岁月与季节的更迭，
阳光与星光的交替，
而所有的过程，
都需要我们缝制得光光彩彩；
而所有的故事，
都需要我们熨烫得仔仔细细；
时光就这样溜走，
岁月就这样逝去，
而那大片大片的空白，
却由我们的先辈写出一个震撼世界的标题－－-中国。
历史走过，我们迎来了今天。
过去， 先辈用鲜血和奋斗创造了党的辉煌；
今天， 我们用繁荣与富足留下共和国前进的足迹。
用无私奉献，填写人民公仆奋进的履历。
用无限的忠诚， 耸立起中国共产党的丰碑。
用坚实的脚步，勾勒着世界的传奇。
党在我心中，党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这是怎样的自豪，
这又将是怎样的壮举。
我们高举起火红的旗帜，
饱蘸着澎湃激情，
跟随着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踏入新世纪。
Ⅲ 清华校庆观后感
春和景明的4月，清华大学迎来建校100周年。清华园里紫荆花绽放，欢笑声荡漾，到处展露出蓬勃生机。
一世纪风雨砥砺，一百年春华秋实。诞生于国家和民族危难之际的清华大学，在新中国成立后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在党中央关怀下，清华人牢记党和人民的期望与嘱托，筚路蓝缕、艰辛奋斗，推动清华大学朝着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迈进，奏响了百年清华发展史上最华美的乐章
2011年4月24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在这里隆重举行。胡锦涛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高水平大学，是我们建设人才强国和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举措。清华大学作为国家重点支持的大学，要坚持“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发展道路，改革创新，奋勇争先，在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总书记在讲话中给清华大学学生和全国青年学生提出3点希望。一是要把文化知识学习和思想品德修养紧密结合起来，刻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积极加强自身思想品德修养，立为国奉献之志，立为民服务之志，以实际行动创造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二是要把创新思维和社会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做到勤于学习、善于思考、勇于探索、敏于创新，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积极投身社会实践，切实掌握建设国家、服务人民的过硬本领。三是要把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实现思想成长、学业进步、身心健康有机结合，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负重任的栋梁之材。
殷殷关怀润清华，切切嘱托催奋进。在党中央关怀下创造光辉历史的清华人，必将更好地肩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重任，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再铸新的更大辉煌。
Ⅳ 《说风雅》 读后感 600字以上
历史中的背影
——读《曾经风雅》
岁月的河流不曾停歇它的步伐,始终朝前奔流.望着两岸风景的退却,便已知晓一切将不会复返,二十世纪已成为历史,伴随着的更有那些曾经的风雅之士.
望着大多都已作古的风雅前辈,和那些被岁月风霜模糊了的背影,我们不禁会感到一股激动与遗憾之情会油然而生,二十世纪那些的人才英辈、风儒雅士成为我们当今稀缺的精神标杆.幸好,张昌华前辈为我们磨去了历史的风尘,“擦亮”了曾经的风雅,让我们循着淡淡墨香,缅怀和追忆尘封背后的文化名人,景仰与颂扬曾经拥有的文化精神.
《曾经风雅》的核心乃“风雅”二字,那是“风骨、风度、风流”之义.虽然此时大多都已作古,唯独书中提到的周有光前辈逾百岁仍健在,“曾经”的人确已为历史.正所谓“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但《曾经风雅》的出现却以亲和近人的姿态,将已退却的“朱颜”以背影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雕栏玉砌应犹在”,风颜岁逝,风骨仍在；这些“风骨”是这些文人雅士的精神的浓缩,是我们景仰的文化之柱,是二十世纪中国的铿锵灵魂. 历尽尘华,于人于己于时代所能感动的,都会留住.因此我们看到了一条警世长辫鞭策国人的辜鸿铭,看到了两袖清风、公私分明的梅贻琦,看到了狂放不羁的、唯才是举的傅斯年······还有向洋人叫板的顾维钧、“布衣学者”张中行、“风沙红尘中”的无名氏、“核物理女皇”吴健雄,等等.现当代的许多名人似乎都齐聚一堂,讲述着他们的“背影”琐事.张昌华前辈确是独辟蹊径,不以传记为文,以随笔散文的形式发发掘风雅之士背后的“掌故”,以小见大,见微知著,选取细小之事,却以一种超具亲和力的姿态展现了他们的精神,他们的风骨,同时也展示了时代的动态和风云.
很是佩服书中名人的英雄本色,折服于他们的深邃思想.他们都是二十世纪的天之骄子：儒雅谦和、彬彬有礼、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尽管具体的生活层次有别,性格性情不同,身份地位也不尽一样,但我们很欣慰的坚信他们骨子里的血是炽热的额——骨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浩然正气,骨髓是文化底蕴中精髓.他们修身齐家治天下,君子风度有之,文化思想有之,于历史红尘中历练数十载仍风骨犹存,可见他们的存在时何其强大,具有了穿越时空的力量,颤动着我们炎黄子孙的心.
他们曾经都是饱学之士,像辜鸿铭贯通13种语言,获有13个博士学位；周有光著作等身,耄耋之年还笔耕不辍；梅贻琦为清华终身校长······可是那是二十世纪的他们,那二十一世纪的我们呢?当代学术似乎看不到巨大的影响了.象牙塔式的学术泛滥,强硬的教学体制活多或少的束缚了人们的发展.我们似乎可以隐约看到“风雅”之士已越来越少,真正的大师也屈指可数——这是一个大师远去的年代,也是“风雅”之士“紧缺”的时代!其实,在如今的经济飞速发展的形式下,我们作为新世纪的人,很是身不由己,在安心治学和安身立命的困扰下,很多人都努力做着艰难的抉择.二十世纪是崭新的,确也是嘈杂与浮华的,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宁静的场所,一个专于治学的地方.以前的西方崇拜东方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而如今却不一样了,因为氛围的变化,“儒雅”之士的光辉不会永远的释放光芒,我们需要给以补充,补充新鲜的文化之血,传承“风雅”之士的民族文化与精神,因为努力是不能断续的.
论学术思想,论文化精神,我们要回首向“风雅”之士看齐,虽然二十世纪中国的命运复杂多变,可是能在动荡飘摇的风雨年代,岿然不动,留下深深的精神印迹与浩然正气.《曾经风雅》将岁月风霜拭去,我们应该在这片光芒重又加强的土地与时机,顶住时代的压力,寻回渐渐黯淡的文化之光,让曾经拥有的仍旧拥有下去.
岁月流逝,我们渐行渐远,但只要我们不曾放弃,那些真的历史,深的雅士,真正的文化将如影随行,始终伴随我们,那么“曾经风雅”将不会“曾经”了.
Ⅳ 200字的读后感
信不信呢——北洋政府那些事
作者：夏韵
假日，一壶清茶，几个友人，围坐清谈。由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聊到段祺瑞长跪谢罪。
一位老者说，北洋那几年，中国的报刊发行量居很大，报刊杂志种类繁多。《中国近现代出版史》称1920年全国报刊杂志有一千多种，甚至“每隔两三天就有一种新刊物问世”。
说真的，读近代史我头脑里一团乱麻，对于北洋政府时期，我更是被乱麻加浆糊纠结成一个硬硬的板块认知——北洋军阀时期黑暗，军阀个个如恶魔。但又弄不 明白，为什么那么黑暗的时期还能存在异议的声音。史称三一八惨案的这天，学生们示威，在执政府门前遭到卫队开枪射击，死了47人。几十条人命，对于被 我们的教科书定义为军阀的段祺瑞算得了什么，军阀本该是厚颜无耻心狠手毒之辈。但是事后他却长跪不起，黯然辞去官位.。他当时那可是权重一朝的中国最高权 柄执掌者；封杀鲁迅和大小报纸发出的有违主流意识的杂音，无论是出于军阀本性、还是维护政府的威严、国家的稳定和谐，都是再正常不过了。他却不正常地把自 己“和谐”下野了。更不正常的是那么黑暗的时期，鲁迅及媒体们竟敢模虎狼般军阀们的尾巴。北洋时期真的很专制吗？我心里打了个问号。我问道：北洋政府时期 是不是中国近代史最独裁、最没自由的时期？
还是那位老者的说的一番话，叫我受益匪浅，他说：
北洋军阀时期是从1912年3月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开始，到1928年底张学良东北易帜结束，持续16年的武夫当国时期。把民国弄成军国的武 夫们，其实跟他们之前和之后的传统专制王朝的先辈和后辈不一样，他们是中国学习西方立志富国强兵的果实。无论留学日本的士官学校，还是毕业于本土军事学 堂，立志爱国报国者并非少数。
北洋时期，几代当家的十大军阀——袁世凯、冯国璋、段祺瑞、吴佩孚、曹锟、黎元洪、冯玉祥、张作霖、张勋、张宗昌，除了胡子出身的张作霖，另外几个在 权倾一朝时都表现出对民国西式共和政体的尊重，不管怎样霸道，都没有不要国会，对思想自由，学校自治都还认账。他们在法律程序面前远没有传统专制独 裁帝王“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傲气。知识界和社会团体对国家政治生活表达独立看法还不至于战战兢兢，公共舆论参与政治，监督执政者，也使得军阀们心怯社会 舆论，敬畏法律程序，不敢那么明火执仗。
段祺瑞出身淮军参与创建北洋，曾留学德国数年，曾亲历西方现代文明的熏陶。袁世凯死后，作为掌握实权的人物，他力主彻底开放报禁。三一八惨案，段的政 治生命受到报刊舆论的严重威胁，段祺瑞没有为保执政地位去控制舆论，反而以下野来担当责任。军阀封建官僚有许多毛病，但难能可贵的是知道敬天地，畏舆论。
老者侃侃而谈，这些与我学生时代被灌输的完全不同的理念， 于我像是天方夜谭。担当二字好沉重，没想到政治人物起码的良知和道德之光闪现在被教科书定为“厚颜无耻心狠手毒”之辈的军阀身上，他的操守和人格与那错了 不认错找人垫背、至死都不愿放权的伟大人物相比，我无语叹息，政治和良知之责任——上个世纪大饥荒非正常死人数千万，有人承担政治和良知责任吗？
老者还说：北洋军阀政府有肚量任命反对派的蔡元培做北大校长，蔡元培当了校长竟有胆量拿着政府的经费却不理睬政府的公文，我行我素照自己的价值观管理学校。当局抓了他的学生，他宁可自己辞职，也要救出被捕的北大学生。
那时候的大学崇尚教授治学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是高等学府的灵魂。学人能够喊出“争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争你自己的权利就是争国家 的权利。因为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放在北洋之前的满清和之后的“一政党、一主义、一领袖“的时代，那是甭想能发出此声的。
章太炎打上门去骂袁世凯，还砸了总统府的 家具，袁世凯也只能把他软禁起来，每月给五百大洋养着。
当了总理的军阀段祺瑞，一介赳赳武夫，可是如果有记者写文章骂他，骂也就骂了，断然不会依言治罪送人去劳动教养。
北洋武夫赶上脾气不好时，也会把报馆封了，但这边封了，那边转身人家又开办了，他们睁一眼闭一眼只装没看见。断然不会做那种只准许自己一家发声的事。
那时的记者都有批评政府和政府要人的毛病。政府对舆论的管制，大不了也就是设个新闻检查官，看出来不合适的，也就只是叫人家开“天窗”而已，断然做不 到把天下的新闻出版业都变成一己天下，更不会逼报社老板当看门的仆人，要你说什么你就得说什么，不要你说什么你就只能闭嘴，要是敢嘴硬不买账，就砸你饭 碗，甚至送你去劳改。
北洋时期的大学更是多彩多声，高等教育国立、私立和教会大学三足鼎立，不仅私立和教会大学，政府不能插手，就是国立大学，也是教授治校，政府没法子说了算。
清华大学是国立大学端的是政府的饭碗，但是在梅贻琦校长之前，接连几任政府任命的校长学生和教授们不满意，说哄就被轰走了，政府也奈何不得，甚至“蠢”到不懂得手里有权可以治这些闹事者的罪。
大学里讲什么，怎么讲，都是教授自己的事，谁也干涉不了，大学里教马克思主义，也是合法的。政治教育也无非是在大学设了训导处，被戏称“政治厕所”，除了吸引些”职业“苍蝇飞进飞出，对大学的权力结构和教授们构不成伤害。
虽不知北洋那些事是真是假，但我被教科书灌输的对北洋时期的认知在动摇，感到 那是一个新旧交替、中西碰撞，风云际会的时代，它催生的一代学人如章太炎、蔡元培、胡适、陈寅恪、梁漱溟、徐志摩、闻一多、鲁迅、梁启超等与今天的学人相 比，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迥然不同。 陈丹青称他们“民国范儿”。那是些日久弥新，亮得出手，留得长久，为后人怀想追慕的“范儿”。他们或迂或狷 或痴或狂，生命底色里都坚守着一个“士”字。回头看近60年，还有“范儿”吗！信不信呢，北洋那些事！
Ⅵ 无问西东观后感
[观《无问西东》有感：不辜负]
不辜负
——观《无问西东》有感
张弦
老师说，现在是个好时代，不要辜负自己和时代，
观《无问西东》有感：不辜负
[专题]。何为"不辜负"?老师说：不辜负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并且做得最好，就是不辜负。似懂非懂，心里想，可是每个人所处的时代都是无法选择的，很多时候我们身不由己也力不从心，时代所然怎么办？这一次，《无问西东》做出了回答。
一部电影，横亘四段时空，跨越近百年的历史，讲述了四段清华学子的故事。不同时代他们面临着不同的命运，时代大背景他们无法选择。可是，在时代背景下，他们对自己的命运和青春做出了自己的抉择。
20年代的吴岭澜，一心想学实科，有着根深蒂固的实业救国思想。迷茫困惑时，时任清华大学教务长的梅贻琦一番话引发了他深层次的思考。梅贻琦说：什么是真实？就是做什么和谁在一起，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是否有一种从心灵深处满溢出来的、不懊悔也不羞耻的平和与喜悦。而最终让吴岭澜彻悟的，则是去图书馆听了泰戈尔的演讲，看见在泰戈尔身旁站着当时中国最卓越的一群人。他们笃定从容，充满自信，目光清澈。吴岭澜顿悟，选择了遵从本心，毅然弃理从文。
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沈光耀，"看起来什么都能做好",当看到孩子在日机的轰炸下死在母亲臂弯，看着刚刚还活蹦乱跳的孩子瞬间失去了生命。哪怕违背母命，他也要弃笔从戎，最终慷慨赴死。
60年代的王敏佳，明艳得像花儿一样。因为虚荣，因为一次"见义勇为",却被那个时代定性为特务、破坏他人家庭。在批斗会上，她的尊严被践踏，肉体被摧残，甚至生命也差点被剥夺。在李想和陈鹏之间，她终于明白，什么是背叛，什么是托举。曾经的鲜衣怒马都化作了那场暴雨，一座空坟埋葬了青春，却也使她做出了自己一生的选择。"上次我以为我死了，睁开眼看到的是你。这一次，我一定要在死亡来临之前找到你。"
Ⅶ 共和国的脊梁———《求是魂》观后感
《求是魂》观后感
昨日观看以竺可桢老校长为原型的母校原创话剧《求是魂》，十分感动，期间多次热泪夺眶而出，几乎是我自投身戏剧观摩与研究十数年来，从未有过的观剧体验。
这次中国科协与教育部共同主办的“共和国的脊梁”——科学大师名校宣传工程，由高校以本校著名科学大师为题材自主创作舞台剧，首期共有清华大学的《马兰花开》（邓稼先）、上海交通大学的《钱学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爱在天际》（郭永怀）、浙江大学的《求是魂》（竺可桢）、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的《大地之光》（李四光）。我个人以为，在这五部剧作的主人公中，竺校长的形象最为突出，理由有三：
一、五位主人公中，只有竺可桢是校长，而且他长校是在浙江大学发展最为困难甚至是差点取消建制的13年。
二、竺校长在民国时期是与梅贻琦、张伯苓、蒋梦麟、罗家伦等齐名的教育家，抗战期间，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西迁云南，组建西南联合大学；浙大西迁贵州，都为未来中国保存、培养了大批人才，据我所知，各校西迁过程中，只有竺校长的夫人和幼子由于缺医少药，客死他乡。可以这么说，论西迁期间做出的贡献，竺校长堪与其他校长比肩，而若论西迁期间付出的个人代价，竺校长是最大的。
三、竺校长是老一辈留学西方，学成归国（是旧中国而非新中国）的科学家，是现代中国其本学科的奠基人，在每一历史时期都体现出了一个科学家、教育家独立思考的可贵精神，他可以跟蒋介石说不，可以对“人定胜天”提质疑，也可以对“全球变暖说”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他的浙大校长继任者马寅初先生犯言直谏的性格不同，竺校长更为温婉，但尤为坚定。
之所以有难得的观剧感动，也是有多方面因素的，一是上述几点对竺校长的一贯崇敬，二是家中几代人都有浙大校友：我祖父是1930-1938年工学院教工，曾经参与西迁；夫人的祖父是1945级数学系校友，苏步青、钱宝琮先生高足，两位老人都曾经亲身感受过竺校长的风范，并时常向后人津津乐道。巧的是，我的杭州老家至今仍在大学路附近，而夫人的祖父母家现仍住求是村。对母校与老校长的感情绝不只限于我个人的主观体会。三是，《求是魂》完全由母校师生历时数年创作完成，看得出，严谨的案头研究，巧妙的创作灵感和编、导、演、音、美等各艺术部门的通力合作三者的结合严整、和谐，学术性、戏剧性、艺术性的交融极为自然。现在最流行的是追“逝去的青春”，我倒觉得，《求是魂》是以今天在校学子的青春向几十年前学子青春的一次完美致敬。
另外还有几点在观剧过程中随手写下的印象：
1、竺校长在与马一浮先生对话中，自称“藕舫”恐怕不妥，旧时自称称名，称呼别人称字，似乎是个原则。
2、马一浮先生的扮演者满溢同学表演可圈可点，把这位国学大师至真可爱
的书生气表现得很到位。尤使人感叹的是，当时校长对这位先生的尊重，而马先生可以随便就直言校长的话“错！”，今天这样的故事恐不多见。
3、剧中人张云峰（原型为浙大文学院院长张其昀，其子张镜湖，系史地系1948届校友，现为台湾中国文化大学董事长）有一句台词：天降大任于斯人也，似乎念成了“是人也”，文意相同，但毕竟是引用孟子原文，还是准确些为好。
4、天幕打出浙大西迁期间教授们的研究成果时，《词学》的作者误为“孟承焘”，当为“夏承焘”。
5、最后一场竺校长手中的拐杖最好能加个胶垫，因为在没有台毯的舞台地板上容易打滑，昨日演出就数次出现这种情况。
Ⅷ 《先生》纪录片读后感500字
《先生》纪录片读后感
《先生》十集系列纪录片片段的光盘，时长36分钟。光盘中是几集纪录片的节选。这几集纪录片，记载着十位从民国时期精挑细选出来的“先生”。细看两遍，深受震撼，故拙劣地模仿马可·奥勒留的笔触，写下这篇胡言乱语。时刻提醒自己。
从先生蔡元培身上，我领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必须对政治敏感。面对上任后的赞誉，必须头脑清醒，考虑最坏的结果。即使尽管失败，也要尽了心。平等对待每个人。重视真正有学问，有想法的人才，不管其政治立场、资历和年龄。
从先生胡适的行动中，我了解到把古文改良成现代文的重要性。“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有些时候，“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
先生马相伯虽然到了九十六岁，还可以凭着对国家的使命感发表“一日一谈”。他面对现实。反对专制。要学习他的爱国精神，有奉献精神。
先生张伯苓教会我处理好人际关系的重要性。“粪水也可浇鲜花”。实体会被摧毁，但精神不朽。人从事什么职业，就要知道自己的天职。尽管面对巨大的悲恸，也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看问题。
先生梅贻琦说过，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作为一名校长，他“一、无党派色彩。二、学识渊博。三、人格高尚。四、确能发展清华。五、声望素著”。从先生的经历，我要学会泰山崩于前而色不改。为人风格寡言温和，处理大事时果断。不能退却，畏缩。要有勇气，坚忍前进。
从竺可桢先生身上，我学习了求是精神。三十八年每天写日记是个好习惯。在压力下才能展现一个人的真性情。对任何事的表现欢腾都可能是种假象。社会与自然都一直发展。把自己的学问与政治觉悟融会贯通起来。
先生晏阳初的著作促使人在农村做实事。一种公共精神。强调平民教育的重要性。除了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先生提出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教育者同时需被教育。应知道什么能改变，什么不能改变。追求梦想的途中不是什么都会一帆风顺。长处应尽量延长，短处要及时解决，直到可以忽略不计。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在先生陶行知身上，我了解到从小就要开始认识自己，发现自己终身使命的重要性。教育是为了更好地民主。为了国民的教育，对现实要有批判精神。写文章的标题要适当吸引人。教育需人本位。
有能力的人才能狂傲，我从先生梁漱溟身上可以看到。人不应属于哪个标签体系，只属于自己。特立独行。主动。有主见。归于佛教。有怜悯之心。东方宗教与西方科学的贯通。
先生陈寅恪博学，学贯中西。人称教授的教授，读书人的老师。他倡导并坚守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受传统思想的束缚。先生甚至说道，没有自由的思想，不可能有优美的文学。先生用一种理科思维，一种研究自然科学的思维来研究历史，精确推导，对学问追求精确性，彻底性。
在各位先生面前，深深地鞠个躬。
Ⅸ 电影共和国的脊梁之求是魂观后感
《求是魂》观后感
昨日观看以竺可桢老校长为原型的母校原创话剧《求是魂》，十分感动，期间多次热泪夺眶而出，几乎是我自投身戏剧观摩与研究十数年来，从未有过的观剧体验。
这次中国科协与教育部共同主办的“共和国的脊梁”——科学大师名校宣传工程，由高校以本校著名科学大师为题材自主创作舞台剧，首期共有清华大学的《马兰花开》（邓稼先）、上海交通大学的《钱学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爱在天际》（郭永怀）、浙江大学的《求是魂》（竺可桢）、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的《大地之光》（李四光）。我个人以为，在这五部剧作的主人公中，竺校长的形象最为突出，理由有三：
一、五位主人公中，只有竺可桢是校长，而且他长校是在浙江大学发展最为困难甚至是差点取消建制的13年。
二、竺校长在民国时期是与梅贻琦、张伯苓、蒋梦麟、罗家伦等齐名的教育家，抗战期间，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西迁云南，组建西南联合大学；浙大西迁贵州，都为未来中国保存、培养了大批人才，据我所知，各校西迁过程中，只有竺校长的夫人和幼子由于缺医少药，客死他乡。可以这么说，论西迁期间做出的贡献，竺校长堪与其他校长比肩，而若论西迁期间付出的个人代价，竺校长是最大的。
三、竺校长是老一辈留学西方，学成归国（是旧中国而非新中国）的科学家，是现代中国其本学科的奠基人，在每一历史时期都体现出了一个科学家、教育家独立思考的可贵精神，他可以跟蒋介石说不，可以对“人定胜天”提质疑，也可以对“全球变暖说”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他的浙大校长继任者马寅初先生犯言直谏的性格不同，竺校长更为温婉，但尤为坚定。
之所以有难得的观剧感动，也是有多方面因素的，一是上述几点对竺校长的一贯崇敬，二是家中几代人都有浙大校友：我祖父是1930-1938年工学院教工，曾经参与西迁；夫人的祖父是1945级数学系校友，苏步青、钱宝琮先生高足，两位老人都曾经亲身感受过竺校长的风范，并时常向后人津津乐道。巧的是，我的杭州老家至今仍在大学路附近，而夫人的祖父母家现仍住求是村。对母校与老校长的感情绝不只限于我个人的主观体会。三是，《求是魂》完全由母校师生历时数年创作完成，看得出，严谨的案头研究，巧妙的创作灵感和编、导、演、音、美等各艺术部门的通力合作三者的结合严整、和谐，学术性、戏剧性、艺术性的交融极为自然。现在最流行的是追“逝去的青春”，我倒觉得，《求是魂》是以今天在校学子的青春向几十年前学子青春的一次完美致敬。
另外还有几点在观剧过程中随手写下的印象：
1、竺校长在与马一浮先生对话中，自称“藕舫”恐怕不妥，旧时自称称名，称呼别人称字，似乎是个原则。
2、马一浮先生的扮演者满溢同学表演可圈可点，把这位国学大师至真可爱
的书生气表现得很到位。尤使人感叹的是，当时校长对这位先生的尊重，而马先生可以随便就直言校长的话“错！”，今天这样的故事恐不多见。
3、剧中人张云峰（原型为浙大文学院院长张其昀，其子张镜湖，系史地系1948届校友，现为台湾中国文化大学董事长）有一句台词：天降大任于斯人也，似乎念成了“是人也”，文意相同，但毕竟是引用孟子原文，还是准确些为好。
4、天幕打出浙大西迁期间教授们的研究成果时，《词学》的作者误为“孟承焘”，当为“夏承焘”。
5、最后一场竺校长手中的拐杖最好能加个胶垫，因为在没有台毯的舞台地板上容易打滑，昨日演出就数次出现这种情况。
《求是魂》是浙江大学创作的校园原创话剧。它反映了竺可桢秉持科学救国梦想，在美国留学期间转投气象专业，成为中国第一位气象学博士，学成之后毅然回国，开创中国气象事业、推进高等教育事业、开展科学研究的感人故事。特别是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中，他临危受命，带领浙江大学辗转西迁，五易校址，始终倡导“求是”学风，培育大批杰出人才。耳顺之年，他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职务，奔波大江南北，万里躬行，创造了中国气象研究事业的辉煌。
中国科学院、海淀区文化委员会等部门的负责人，浙江大学的杰出校友，青年科学家代表，来自科研、生产、教学一线的科技工作者，北京市科协所属各学会代表、新闻记者共800余人出席观看。
“共和国的脊梁——科学大师名校宣传工程”汇演活动由中国科协和教育部共同主办，自2013年4月26日至5月5日，在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分别演出以邓稼先、钱学森、郭永怀、竺可桢和李四光的生平事迹为主题创作的话剧或音乐剧。演出主要面向大学师生、中学生和社会公众，通过科学家主题宣传，大力塑造科技界的民族英雄，充分展示共和国脊梁的崇高形象，引导广大青少年和科技工作者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宏伟事业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