檀香刑观后感

㈠ 求《红高粱家族》读后感 （请看问题补充）

和很多人一样，我最初接触的也是张艺谋的《红高粱》。
小时候，妈妈单位组织看电影。那时候的娱乐活动太少了，于是不管是不是合适，不少人都带着孩子一起去的。那天的电影正是《红高粱》。故事内容根本没理解，只记得一片片红色，和剥人皮。此后的20年里，剥人皮是我对《红高粱》唯一能联想到的。虽然当时用手挡住了眼睛，依然感觉那红色顺着手指头缝流进来。就是现在，每次看《红高粱》，快剥人皮的时候，我依然要挡住眼睛，所以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这剥人皮是怎么演的。

《红高粱家族》全书完稿于1986年，莫言31岁的时候。用莫言自己的话说：《红高粱家族》虽是少作，技术上有诸多粗疏之处，但文中那股子英雄豪杰加流氓的气魄，却正是借助了那股子初生牛犊之蛮劲儿才喷发出来。叙述者“我”，总好像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在故事讲到激动之处，要把自己的情绪发泄出来。正是这种冲动，赋予了《红高粱家族》独有的魅力。相比较，莫言的《檀香刑》的艺术性更完整些，却远远没有《红高粱家族》动人。激情的作品只属于充满激情的年龄和激情的年代。

那个年代诞生出《红高粱家族》，颠覆意义应该是很强的，正义、爱情这些神圣的字眼，在书中完全走了样。余占鳌、戴凤莲等人，他们就像高密乡野生的一片片红高粱，原始而真实。鲜活的生命。

什么是英雄？什么是伟人？在红太阳的照耀下，英雄好汉的头上无一例外顶着光环。那光环如此耀眼，让人目眩神迷，让人忘了英雄好汉拉的屎也是臭的。是男人，就难免花心；是女人，就难免发春；是人，就会有小肚鸡肠睚眦必报；……是英雄，必然杀人不眨眼。《红高粱家族》里的人，真实到不像人，只是一群没有进化完全的半人半兽的存在。在高粱地做爱，在高粱地抗战，在高粱地死去，在高粱地埋葬。他们活着，不标榜道德；他们冲锋杀敌，不呐喊口号；他们死前不交党费。

在刘心武先生的影响下，我曾经对水浒英雄吃人肉纠结了很久。为什么英雄好汉要吃人肉？那么英雄好汉该吃什么肉？《红高粱家族》中的英雄好汉，吃了疯狗肉，而狗群生前吃了死人肉，所以英雄间接吃了死人肉。想来不过如此，对《水浒传》的纠结也就放下了。诚如莫言先生书中所说，最英雄好汉的人，就是最王八蛋的人，他能在战场上英勇杀敌，就能在战场下啖人肉。

全书最后一个小节，一直以讲述者身份出现的“我”，终于露了正脸。短短三页纸，却是全书极其重要的部分，使得全书充满了反思和虔诚的忏悔。其实，就算没有最后这一节，《红高粱家族》也已经是完整的了。但是，正是这最后一笔，让整部书具有了寻根的意义，让红高粱的生命力传承了下去，让这个家族生生不息，让读者抛书后陷入沉思：忘了本，人生就如同脚踩浮云，离开了大地，我们将飘向何方？文章来源www.zhuomang.com 卓芒文学

㈡ 莫言的讲故事的人读后感150字以上

@老虎不吃饭饭： 作为一名讲故事的人，莫言在这样一个隆重的场合下接连讲了好几个故事。这些故事串联到一起就是一个道德讽喻。他以一个小说家的方式而不是一名思想家的方式，巧妙地把话题紧紧地拴在了故事上。没有故事的人是可怜的，有故事讲不出来是可怜的，没故事可讲却硬要编个虚假的故事，是可怜的。
@老虎不吃饭饭: 苦难、人性、爱、理解与宽容，是莫言演讲关键词，他用这种方式与世界性普世价值对接，能够宽容彼此价值差异的人，是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之上。在不违背人性的前提下，人们应彼此宽解、尊重，而不是朝着别人扔石头。那个被小孩子莫言及同学扔过石头的老单干户，在他不断的反思中，成为他小说中的人物。

莫言说到母亲的言传身教，他说到他母亲的那些细节，很真挚。他是讲故事的人，所以他没有用一种说教的方式或者用一些观念，来讲他的文学创作。而是从自己的经历说起，用故事说话，让人从中看到他的善恶观，道德观，让人看到他内心非常柔软的部分，这是他自己的独特的方式。印象里，莫言本人一向如此，他的书很少涉及思想、理论，而是一直用经验说话。讲话中，能看到他对自己的作品有一个回顾，我想这主要是出于西方世界可能还对他有所陌生，所以有所交待是必要的。另外，最重要的是，他用很巧妙的方式，讲故事的方式回答了国内或华文世界，在一些方面对他的争议。他说，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作品，他最真实的想法都在自己作品里，我觉得回答得很巧，也是可以理解的。采写/新京报记者 于丽丽

莫言站在诺贝尔讲台上，向全世界人讲述了一个生存的和文学的故事。他用讲故事的方式，表达了他对自我、人生、社会、历史的理解，以及民间故事与现代小说的关系。莫言在演讲中呈现了现实经验转化为艺术经验的过程。他的故事有三个来源：一是现实的残酷经验，如童年的苦难记忆。二是超越残酷经验的爱和悲悯，如母亲的爱、东方哲学的启示。三是故乡流传的丰富多彩的民间传说。这些要素，通过他个人的奇思异想组合在故事结构中。他的故事，既是对残酷现实生活的写照，也是超越现实的残酷性和人的局限性的通道，更是一个存在和灵魂的避难所。由此，实现了文学的超越性。这正是文学的根本价值和精神旨归。新京报记者 张弘
许金龙(社科院外文所学者)
他离开不了高密的热土
大江健三郎是在学校上的大学，而莫言是在民间上的大学。他最初的文学启蒙来自他的母亲和民间传说，他通过母亲来获得这种启蒙。他的母亲代表着当地的边缘文化，这种边缘是相对于主流文化和中原文化，相对于权力中心和文化中心而言。所以他始终有一个冷静观察的视角，能跳出来审视这种文化。
在古希腊神话里，有一个大地之子的传说，莫言的母亲是大地，只要他站在大地上，任何人和神都伤害不了他。他离开不了高密的热土，离开了就不是莫言了。他最好的作品都是反映高密的乡土人情。他对外国文学的吸收，只是技巧性的东西，不构成他的血肉和基因。文学像大河，外来文化能让他漫出一点河堤，但主流始终是由高密当地文化、地理、历史和民间传说所造就的。新京报记者 刘雅婧
出自搜狐新闻> 2012年诺贝尔奖 > 诺贝尔奖消息 供参考

㈢ 没有悲伤的城市 读后感

每个人都怀有属于自己的梦想，就像祥弟一样。
宗教之间的冲突，人性与生存规则的矛盾，年龄与世道的不符，个人的情感与社会制度的对立，都带给了他无尽的伤，而这些，都是永远无法抹去的。 他，祥弟，还只是一个十岁的孩子。
从出生的那天起，在孤儿院成长，父亲逃离的背影，他从未见过，却也从未忘记。那年的回忆，是一块干净的沾着三滴血的白布。
他在一片花瓣里看到爱，在色彩中看到幸福。但是，当他翻过孤儿院的墙，听到的是孟买城的喧嚣，嘈杂。经历了饥饿，也看清了人们的道貌岸然。 后来，认识了桑迪和古蒂，做了一个乞丐，容忍着自尊被践踏。在短短的几天里，看到了别人要用一辈子才能看到的悲哀。沧桑。腐朽。败落。但是，他还是笑着说，有一个地方，没有战争、丑恶，只有鲜花、信任与爱。那是他在混乱的世道中还柔弱的心发出的声音。 他当他们是他活下去的希望与支撑。
于是，为了朋友，竟然违背了自己的原则，放弃了最初的梦想。被逼着放下了最美最真的善良，沾染了社会最底层的鲜血，他们，至少是穆斯林，是无辜的！但是，在种族的冲突中，谁会谈善良，谁会谈无辜，又有谁会去谈人性？个人的情感是绝对不允许的。就是因为这样，使祥弟更迫切地寻找卡洪莎（他心中没有“悲伤的城市”的名字）。
在这种严峻的情况下，生活在战争的腥风血雨中的他，还怀有一颗孩子天真的心。那双明澈如秋水的眼眸，还保留着世界年纪还小的时候的样子。怀着爱与希冀，在他骨瘦如柴的躯体里，凸出的肋骨可以变成长牙，飞到任何地方，打到所有的坏人。然后，卡洪莎就会出现。世界也就干净了。 但是，世界真的干净么？
战争的混乱与动荡不安，使印度人和穆斯林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无数人曾经追求快乐与幸福，然而，却又有多少人在现实中沉沦了。
但是，祥弟没有放弃，他还有梦想，他还要奋斗。为了还未曾谋面的父亲和离他越来越远的萨迪克夫人。
现实给他的打击没有使他陷入绝望中，他说，桑迪其实还是个好人，至少，心里还有那么一点善良。
是啊，每个人最初的心都是柔软的，只不过是被现实的生活磨得粗糙了，坚硬了。

㈣ 檀香刑读书笔记

刚读完莫言的《檀香刑》。趁着一腔热血还没冷却，记录下我最直观的感受。

很久没有读到过这么有血性的作品了，最近充斥着我的阅读空间的不是飘渺的理论典籍，就是主人公形象高大全的革命历史经典。回顾之前自己最欣赏的文学作品，也都是些个人化的写作、心灵上的宣泄。而这部带着血腥气的《檀香刑》，让我真正体会了一场“民间的狂欢”。

故事是和重大的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的：德国人强修胶济铁路、袁世凯镇压山东义和团，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仓皇出逃……而故事的主人公却是实在的小人物：民女孙媚娘，丈夫是傻子，亲爹闹义和团，公爹是刽子手，情夫又是知县。情节围绕刽子手公爹奉命以传说中的极刑“檀香刑”来处决亲爹而展开的，各个主人公以自己的口吻将这个故事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层层剥开，同时将历史上那些真实的风云人物以独特的视角展示出来，袁世凯、刘光第、慈禧、光绪，如活生生般重现。

然而莫言描绘的最出色的还是这些小人物们。在他的笔下，冷酷的刽子手也有了性情，傻子也能道出真理，女子怀着的是最最真诚的爱情。而在我看来，最值得品鉴的还是知县一角，他高大潇洒，胸怀壮志，却又龌龊至极。我觉得他是自恋的，总给自己的行为找出一大堆热血充怀而冠冕堂皇的理由，把自己感动得热泪盈眶。看到百姓哭号叫嚷就要为民出头，袁世凯一句不经意的允诺就能送他一个黄粱梦，请愿过，上吊过，纠结过，还是把自己逼到了一个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帮凶的位置上，而最终他觉醒了，结束了众人的性命，自己的性命等着被终结，可最终化身为一具铮铮铁骨。

不自觉地会喜欢上莫言的语言，尽管之前看《红高粱》时没多大感触。那是一种热气腾腾，充斥着腥味的语言，戏文般朗朗上口，读完了却又感觉像他描绘的大肥猪一样到处泛着油腻。完全是一种民众狂欢似的热闹不已，但浸透着别样的深沉和悲壮。

至于书中破费笔墨的那些刑法，确实很让人受不了，再此不一一列举。虽说没有到了晚上睡不着觉的地步，但是读过以后，还是会起一些生理反应，不太舒服。

记得去年莫言来我们学校讲座，还提到过这部书。他个人似乎很欣赏自己的这部作品，尽管他看上去是个慢吞吞脾气温和的人，但写出来的东西看上去是那么的血性十足，可谓人不可貌相啊。

书后记里提到多年前贾平凹举着题写“莫言”二字的牌子在西安火车站接他，周遭为之惊奇的事情，很是好笑。两个癫狂之人，都喜欢拿人的身体开刀做文章，现在都领教过了，而本人更倾向莫言，觉得他笔下的身体更沉重更真实，更能让我面对现在面临的行尸走肉的境地。当代人真的需要多一些血性和深度的说。
《檀香刑》是莫言潜心五年完成的一部长篇力作。在这部神品妙构的小说中，莫言以1900年德国人在山东修建胶济铁路、袁世凯镇压山东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仓皇出逃为历史背景，用摇曳多姿的笔触，大悲大喜的激情，高瞻深睿的思想，活龙活现的讲述了发生在"高密东北乡"的一场可歌可泣的兵荒马乱的运动，一桩骇人听闻的酷刑，一段惊心动魄的爱情。

㈤ 莫言获奖感言读后感800字以上，最好写通俗点，高中作文

那天在街上，看到一书摊，摊主一边卖书，一边大声喊叫：“卖书啦！卖书啦！十元钱一本的好书啦，又便宜又实惠的好书啊，错过了机会就没有啦。”
平生最喜欢买书，见此情形，便走到书摊前，看到书摊里有本《百年孤独》，便拿起来看，没想到拿起这本书后，下面还有一本莫言的《蛙》。
莫言的作品，对我来说，并不陌生。从他的《红高梁》、《丰乳肥臀》到《檀香刑》，而且《檀香刑》、《透明的红萝卜》还是我自考时的必读科目。
买《蛙》的时候，并不知道莫言会获得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只是看到《百年孤独》与《蛙》放在一起，再说也喜欢莫言的作品，就一并买了回来。
哪知买《蛙》没过多久，这本在我看来不算最好的小说，就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之前《百年孤独》也曾获得过这种世界性的诺贝尔文学奖，那摊主也真是神手，竟然将一本得过奖的文学作品和一本即将获奖的文学作品摆在了一起，被我买回。
读完《蛙》后，感觉这部作品并没有他以前的作品写的好，也许是题材太大的原因，时间跨度也大，有些难以把握。小说的末尾对姑姑的处理叫读者难以理解，再说这本书还是以写信的方式写给一位日本学者的，在情感上也叫人难以接受，其中的原因不言自明。
从他获奖之后，知道他还有一部名叫《生死疲劳》的长篇。看了简介，此小说是以佛教轮回的方式描写六道轮回的，尽管还没读，就也在心里喜欢，去书店里买，遗憾是的是本地书店没有卖的。在网上读吧，眼睛又受不了，只好作罢。
今天，在网上看到莫言的获奖感言，以及他的创作历程，感觉他的作品真的像他讲的话一样，他就是个讲故事的高手，善于整理、归纳那些发生在他生活过的土地上的故事，并以他那敦厚、朴实、诡异的写作风格，一步一个脚印，最终，以他不息的毅力，将他的作品，一部一部，展现在中国，以及世界读者的面前。从而受到国内国外诸多热爱文学的读者的欢迎。
在他的获奖感言上，很喜欢他讲的有关母亲、故乡以及三个哭与不哭、小庙等的故事。他与家人的关系也处理得很好，他说他这辈子最感谢的是他老婆，他说他最初写小说就是为了不饿肚子，每餐都有饺子吃，多么简单的写作独白！他的作品也不像时下的某些下三滥作品，动不动就以男女那点事或是玩穿越来博人眼球，他的作品是生活开出的丰盈的花，现实结出的灿烂的果。这样的花，这样的果，人人都曾有过，并且每天也都有过，只是这样的花与这样的果，被大多数人忽视了，而莫言，就是那个在生活的长廊里，细心地捡起这些花，小心地摘下这些果的幸运的人。

㈥ 莫言的《檀香刑》的观后感

《檀香刑》是莫言潜心五年完成的一部长篇力作。在这部神品妙构的小说中，莫言以1900年德国人在山东修建胶济铁路、袁世凯镇压山东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仓皇出逃为历史背景，用摇曳多姿的笔触，大悲大喜的##，高瞻深睿的思想，活龙活现的讲述了发生在"高密东北乡"的一场可歌可泣的兵荒马乱的运动，一桩骇人听闻的酷刑，一段惊心动魄的爱情。
《檀香刑》是莫言潜心五年完成的一部长篇力作。在这部神品妙构的小说中，莫言以1900年德国人在山东修建胶济铁路、袁世凯镇压山东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仓皇出逃为历史背景，用摇曳多姿的笔触，大悲大喜的##，高瞻深睿的思想，活龙活现的讲述了发生在"高密东北乡"的一场可歌可泣的兵荒马乱的运动，一桩骇人听闻的酷刑，一段惊心动魄的爱情。
那库丁的后半截身体，在那里抽搐着，没有什么大动作。可他那前半截身体，可就了不得了。大人，没亲眼看到的听说了也不会相信，亲眼看到了也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噩梦。那家伙八成是一只蜻蜓转世，去掉了后半截还能飞舞。就看到他用双臂撑着地，硬是把半截身体立了起来，在台子上乱蹦哒。那些血，那些肠子，把俺们的脚浸湿了，缠住了。那人的脸金箔一样，黄得耀眼。那个大嘴如一条在浪上打滚的小舢板，吼着，听不明白在吼啥，血沫子噗噗地喷出来。最奇的是那条辫子，竟然如蝎子的尾巴一样，钩钩钩钩地就翘起来了。

㈦ 檀香街读后感些什么

今天中午，我在家看了一本书名字是《檀香刑》，这本书是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家的获得者莫言叔叔，这在全国掀起了一股小小的热潮。莫言叔叔也因此成了首个获得此奖项的中国籍作家。莫言先生是以小说创作而享誉中国文坛的当代著名作家。他的作品充满着无尽的想象力，却又深刻反映着一幕幕社会现实。

初看书名，就觉得这是一部带有血腥味的悲情故事。檀香刑，本是古代一种极其残忍的刑法，说是用一根削尖的大木棍沿着脊柱从下往上钉，受刑的人不会立即死去，痛苦非常。想到此，不觉让人毛骨悚然。先生以此为书名，自有其道理。《檀香刑》是以清末极其混乱的中国社会为背景，以山东高密东北乡的风云变幻为切入点，以小见大，深刻反映了 1900年左右的中国社会之黑暗血腥。书中作者以檀香刑的实施为主线，通过农民起义领袖孙丙、从刑部告老还乡的大刽子手赵甲、高密知县钱丁、狗肉西施孙媚娘、傻乎乎的小甲、一帮流落街头的乞丐等大大小小人物的各种活动，将一卷禁心动魄的历史画面层层铺展开来，情节环环相扣，故事跌宕起伏。有袁世凯和侵略者的残暴血腥。孙媚娘为救父亲孙丙，奔波不息，想尽了一切办法，甚至不惜出卖自己的身体。丈夫小甲是个傻子，因此她得不到真正的幸福，便钟情于知县钱丁，种种行为，便背上了浪妇的骂名。奇怪的是，孙媚娘亲爹孙丙的抓捕者是媚娘的干爹，也是情夫钱丁知县，行刑者也居然是自己的公爹赵甲。这个生活在矛盾与纠结中的女人，受尽了身心的煎熬，一次次探监看望亲爹，一次次被一些小人物拒之门外，却依然是那么的坚强而悲壮！

书中最让我感动的是孙媚娘，她身上有一种永不屈服的反抗精神，一介民女，她敢于大胆地与封建权势盘旋、向封建礼教发起挑战，勇于去追求平等和婚姻幸福的自由。小甲是中国麻木民众的代表，他分不清是非对错，无意中充当了刽子手的帮凶，其实十分可怜。孙丙作为农民起义的代表，遭到各种反动势力的疯狂绞杀，其大名全国有名，说明处在风雨飘摇中的清王朝和封建势力将命不久矣。钱丁是一个能为国家考虑的人物，顾全大局，有才干。他们的悲壮深深震撼了爱国者的心。袁世凯、慈禧太后是最高封建统治者，他们穷凶极恶，弄得人心惶惶。作者以一种戏剧化的语言将不同身份的人物内心活动和思想变化刻画得极其到位。让人读的是戏剧化略带幽默的语言，亲切轻松，反映的却是当时 血 淋淋 的 残酷现实，让 人 心弦震撼，余音不断。

读完此书，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1900年的中国，尽管处在那样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尽管世事多变，但历史的车轮总会滚滚向前，碾碎的是扳动车轮倒转的反动者，丢掉的是墨守陈规的绊脚石，不管怎样，淳朴的中国人民大众总会推动历史不断往前。人民的心声往往是最为正义的呼声，因为散发着乡土气息的人民是最为淳朴善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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㈧ 莫言作品蛙读后感

《蛙》是莫言酝酿十多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潜心创作的第十一部长篇小说，2009年12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与他的其他重要长篇作品，如《酒国》、《檀香刑》、《生死疲劳》等相比，《蛙》延续了这些作品对小说结构、叙述语言、审美诉求、人物形象塑造、史诗般反映社会变迁等方面的执着探索，在整体上达到了极高艺术水准，也是近几年中国原创长篇小说中最重要的力作之一。
这部小说的主要内容是：以新中国近60年波澜起伏的农村生育史为背景，通过讲述从事妇产科工作50多年的乡村女医生姑姑的人生经历，在形象描述国家为了控制人口剧烈增长、实施计划生育国策所走过的艰巨而复杂的历史过程的同时，成功塑造了一个生动鲜明、感人至深的农村妇科医生形象；并结合计划生育过程中的复杂现象，剖析了以叙述人蝌蚪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卑微、尴尬、纠结、矛盾的精神世界。
小说结构新颖而缜密，由剧作家蝌蚪写给日本作家杉谷义人的五封信构成。前四封信附有关于当了50多年妇科医生的姑姑的长篇叙事，当中也加入了蝌蚪本人的生活故事；第五封信则附有一部关于姑姑和蝌蚪自己的话剧。因此，这是一部将书信、元小说叙事和话剧巧妙地融合杂揉为一体、拓宽了小说艺术表现空间的作品；是莫言创作中的又一次具有开创意义的艺术尝试。整个故事叙述的缘起是日本作家杉谷义人到我(蝌蚪)的故乡与当地文学爱好者畅谈文学。在结识了我的姑姑之后，杉谷义人鼓励当地文学爱好者以姑姑为素材写出感人的作品。受杉谷义人启发，我决定向法国作家萨特看齐，以姑姑的一生为素材创作一部话剧。我遵照杉谷义人的嘱咐，先以书信的方式把姑姑的故事写给杉谷义人。
我的故乡有一个古老的风气，生下孩子，好以身体的某个部位或器官起名字，孩子长大后有的会改换雅一点的名字，但也有的不改。姑姑的名字叫万心，她父亲，我的大爷爷是胶东军区八路军地下医院的医生、革命烈士。姑姑因为父亲的关系，曾和她的奶奶、母亲被驻扎在当地的日军司令关押在大牢里。新中国成立后，姑姑继承父业，经过新法接生培训，成为乡里的一名医生。姑姑是天才的妇产科医生，凡是见过她接生或是被她接生过的女人，都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她的手在孕妇肚皮上一摸，就会让孕妇感受到一种力量，并对她产生信心。从50年代初开始，姑姑接生过上万个孩子。姑姑用新法接生的第一个孩子是陈鼻；我(蝌蚪)是姑姑接生的第二个孩子，出生时先出来一条，被姑姑拽着腿，像拔萝卜一样拔了出来。五十年代，在国家经济发展繁荣时期，姑姑骑着自行车，风雨无阻地跑遍了高密东北乡十八个村庄的街道和胡同，接生了1600多名婴儿；并且在接生第1000个婴儿的日子，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年轻时的姑姑谈过一个对象，是一个空军飞行员，一家人曾为此自豪无比。但后来这个空军飞行员驾机叛逃到了台湾，曾经风光一时的姑姑深受打击，并因此差点自杀。到了六十年代初，刚刚经历过三年大饥饿的农村出现生育高潮，姑姑也忙碌起来，并成为高密东北乡远近闻名的妇婴名医。从1965年开始，急剧增长的人口导致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计划生育高潮。当上公社卫生院妇产科主任的姑姑坚决响应党中央号召，在全公社掀起轰轰烈烈的“男扎”行动。一些村民对政策不理解，到处闹事。一个叫王脚的被“男扎”后，说自己的神经被捅坏了；一个叫肖上唇的说自己的性功能被破坏了。“文革”开始后，姑姑被当成“牛鬼蛇神”，受到批斗。有一次批斗大会在滞洪区的冰面上举行。倔强的姑姑因为不驯服，被打趴在批斗台上，一个纠察队员还用一只脚踩住她的背。在批斗县委书记的时候，姑姑被拖起来与县委书记并排站着，脖子上还被女红卫兵挂了一只破鞋子。但姑姑昂着头，不肯屈服。后来，冰面因为承受不住那么多人，发出一声怪响，轰然塌裂，许多人落入了冰水中。
七十年代末，国家迎来了计划生育的第二个高潮，发生在姑姑身上的故事也更加多姿多彩，有感人肺腑的，有惊心动魄的，也有让人感慨万千的。一次为了动员一个生过三个女儿、怀了第四胎的女人去卫生院做人工流产，她被那个女人的丈夫打得头破血流；而那个女人则因为大出血而失去生命。
在部队立了三等功的我喜欢上了长着两条仙鹤般长腿的王仁美。举行婚礼的那天大雨倾盆，但王仁美一直嘻嘻哈哈的，表现出让人怜爱的性格。已经当上县政协常委的姑姑来参加婚礼，王仁美向姑姑要能生双胞胎的灵丹妙药，受到姑姑的严厉批评。姑姑不仅教育王仁美，告诉她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而且提醒我，“你是共产党员，革命军人，一定要起模范带头作用”。两年后，女儿出生。但不甘心只生一胎的王仁美后来又怀上了。我从部队赶回来，发现王仁美之所以又怀上了，是因为她偷偷地找曾是我小学同学的袁腮把原来戴着避孕环给取掉了。王仁美为了逃避做流产，藏在了自己的娘家。姑姑带着阵容庞大的计划生育工作队开进村里。我的岳母骂姑姑是妖魔，村里不理解姑姑行为的人骂姑姑是土匪。但姑姑为了计划生育，还是想法把王仁美逼了出来。我所在部队的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也来到我们村，和姑姑一起劝说王仁美理解国家政策。深明大义的王仁美爽快地同意接受流产手术，却不幸因为大出血死在了手术台上；姑姑也因此被蝌蚪的岳母用剪刀刺在大腿上，但姑姑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决心丝毫没有动摇。当时，随着国家市场经济搞活，我的小学同学陈鼻成了村里有名的万元户；他的老婆，小侏儒王胆怀了第二胎。王胆一直躲藏着，直到临产的时候，乘着一张竹筏想逃到外地去生下腹中的胎儿。在经过一番惊心动魄的追逐后，姑姑的计划生育队在河上追上了逃跑的王胆。王胆羊水破裂，姑姑在竹筏上给她接生了一个女婴，但王胆却不幸死去。
王仁美不幸死后，姑姑做媒，我娶了姑姑的助手小狮子，但没再生育。岁月匆匆，时光荏苒。经过二十多年的计划生育，国家终于控制住了人口暴增的局面。我和小狮子也退休回到了故乡。这时的故乡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走向城市化的巨变，高密东北乡胶河两岸正在进行着前所未有的大开发：花园、大小超市、盲人按摩院、美容院、商场、农贸市场、中美合资妇婴医院，等等大城市有的东西，在这里也都涌现出来。我的小学同学袁腮开办了牛蛙养殖场；王胆的哥哥王肝成了泥塑艺人秦河的助手；姑姑也嫁给了另一老实巴交的泥塑艺人郝大手。王肝送给我一套《高密东北乡奇人系列》DVD。通过这张DVD，我了解了姑姑之所以嫁给郝大手的原因。在姑姑被宣布退休的那天晚上，姑姑喝醉了，她摇摇晃晃地往回走，结果走到了一片洼地。在月光下，蛤蟆、青蛙呱呱地叫着。姑姑想逃离那些蛙叫声，但蛙声追逐着她；她一边嚎叫一边奔跑，最后遇上了郝大手。退休之后，姑姑对生命，尤其是对婴儿和胎儿生命的观念也在发生变化。晚年的姑姑对生命生发出了中国传统母亲式的大悲悯，并且表现出一个乡村医生对神秘生命的沉重思考。她把想象中的那些她引流过的婴儿形象描述给丈夫——一个民间泥塑艺人，通过丈夫的手，捏成泥人，祈愿用这种方式来弥补她对那些没能来到人世的婴儿的歉疚。但与此同时，姑姑也用她那双善于接生的手参与着各种各样的接生。
在发生了巨变的故乡，我在一家名为堂吉诃德的餐馆遇到了落魄潦倒的陈鼻。当年英俊的陈鼻，如今头顶光秃，衣着古怪，装扮成了塞万提斯笔下的愁容骑士堂吉诃德，拿着话剧演员的强调，在餐馆里招徕客人；但是因为有酒瘾和烟瘾，还带着一条寸步不离的癞皮狗，所以并不讨人喜欢。陈鼻的两个性情高洁的女儿——陈耳和陈眉——曾是高密东北乡最美丽的姐妹花，她们到南方一家毛绒玩具厂打工，结果在一场震惊全国的大火中，陈耳被烧成焦炭，陈眉烧毁了面容。种种变故使陈鼻变得有些疯疯癫癫，甚至想带着他的狗扑倒车轮下面寻死。
这是一部具有荒诞色彩的，融合了诙谐、戏谑、调侃、反讽、嬉闹、灵魂独白、戏中戏等文体风格的话剧。在剧本中，生下孩子的陈眉因为孩子被抱走而精神失常，到处寻找自己的孩子，甚至闯进公安派出所去诉冤。我一家子给代孕生的孩子“金娃”办满月宴席时，陈眉闯进来抢走“金娃”，跑进一个以民国时期县衙大堂为背景的电视戏剧片拍摄现场。经过“县长”一番颇具讽刺意味的断案后，“金娃”回到了小狮子的怀抱。在话剧的最后一幕，姑姑展开了内心的剖白：她经常回想起那些因计划生育而死去的女人和她接生过的孩子。

㈨ 读莫言的讲故事的人想到的,读后感小学作文 450字

莫言在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写了这篇文章，里面讲了3个故事。其中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后面2个。
前一个故事讲的是8个人一起外出打工，走了不久，乌云漫天，他们躲进了一个庙内，他们从庙内往外看，有个火球在滚来滚去，云中还似游龙在翻腾。其中有个人说，咱们8个人中一定有人做了坏事，做坏事的人赶紧出去，省得连累了我们这些好人！自然是没有人出去，耗了半天，又有人说，要不咱们就抛草帽，草帽被刮回庙里的就是好人，被风卷走的就是做了坏事的人，必须出去接受老天爷的惩罚！其他人纷纷同意，他们同时把草帽扔了出去，只有一人的草帽被风卷走了，其他人让他赶紧出去接受惩罚。那人自然是不愿出去，于是两个人把他了出去，仍在了外面。那两个人刚回到庙中，庙就塌了，七人无一生还。
刚读完这个故事还有些不明白，为什么“做了坏事”的人，没死，其他“好人”反倒死了。后来一琢磨，明白了。那些所谓的“好人”其实都做了坏事，而只有那个“坏人”没有做坏事。老天爷是为了救那个人，才把草帽卷了出去，惩罚了那七个人。其实就一个道理“人在做，天在看”。
后一个是讲作者小时候开“忆苦思甜”大会，所有人都在哭，不过大多是假哭，还有用唾沫充当眼泪的，只有一个人没有哭，并且眼中流露出惊讶，后来有十几个人打了他的小报告，他受到了处分，后来长大后，作者想跟他道歉都已经晚了，因为他已经死了十几年……
其实当所有人在哭时，可以允许有人不哭；当所有人假哭时，更可以允许有人不哭。因为有真性情，好就好，坏就坏，真就真，假就假。一切都诚市的面对岂不是比弄虚作假要好得多，坦诚的多……
莫言他是一个育人的作家！即使他只是在讲故事
莫言说的不是故事，都是事实。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得到啊。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中国没有艺术家，因为没有人能在银幕上、电视上或者舞台上客观反映那些年的故事。

北京时间今日（8日）凌晨，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国作家莫言在瑞典学院发表文学演讲，主题为“讲故事的人”(storyteller)。
演讲全文如下。
尊敬的瑞典学院各位院士，女士们、先生们：
通过电视或网络，我想在座的各位对遥远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们也许看到了我的九十岁的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儿，和我的一岁零四个月的外孙子。但是有一个此刻我最想念的人，我的母亲，你们永远无法看到了。我获奖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分享了。
我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掘开坟墓后，我们看到，棺木已经腐朽，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我感到，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
我是我母亲最小的孩子。
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集体的地理拣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拣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煽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拣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深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的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的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时，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的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了老人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的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的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我十几岁时，母亲患了严重的肺病，饥饿，病痛，劳累，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了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祥之兆，以为母亲随时都会自己寻短见。每当我劳动归来，一进大门就高喊母亲，听到她的回应，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如果一时听不到她的回应，我就心惊胆战，跑到厨房和磨坊里寻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我便坐在了院子里大哭。这时母亲背着一捆柴草从外面走进来。她对我的哭很不满，但我又不能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看到我的心思，她说：“孩子你放心，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但只要阎王爷不叫我，我是不会去的。”
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我回家痛苦，母亲对我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后来我进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当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亲的话，便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歉。
我母亲不识字，但对识字的人十分敬重。我们家生活困难，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只要我对她提出买书买文具的要求，她总是会满足我。她是个勤劳的人，讨厌懒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为看书耽误了干活，她从来没批评过我。
有一段时间，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我偷偷地跑去听书，忘记了她分配给我的活儿。为此，母亲批评了我，晚上当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我忍不住把白天从说书人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初她有些不耐烦，因为在她心目中说书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务正业的人，从他们嘴里冒不出好话来。但我复述的故事渐渐的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给我排活，默许我去集上听书。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也为了向她炫耀我的记忆力，我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她听。
很快的，我就不满足复述说书人讲的故事了，我在复述的过程中不断的添油加醋，我会投我母亲所好，编造一些情节，有时候甚至改变故事的结局。我的听众也不仅仅是我的母亲，连我的姐姐，我的婶婶，我的奶奶都成为我的听众。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有时会忧心忡忡地，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儿啊，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难道要靠耍贫嘴吃饭吗？”
我理解母亲的担忧，因为在村子里，一个贫嘴的孩子，是招人厌烦的，有时候还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麻烦。我在小说《牛》里所写的那个因为话多被村子里厌恶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时的影子。我母亲经常提醒我少说话，她希望我能做一个沉默寡言、安稳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却显露出极强的说话能力和极大的说话欲望，这无疑是极大的危险，但我说的故事的能力，又带给了她愉悦，这使他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我有父母亲的谆谆教导，但我并没有改掉我喜欢说话的天性，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对自己的讽刺。
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当我牵着牛羊从学校门前路过，看到昔日的同学在校园里打打闹闹，我心中充满悲凉，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孩子，离开群体后的痛苦。
到了荒滩上，我把牛羊放开，让它们自己吃草。蓝天如海，草地一望无际，周围看不到一个人影，没有人的声音，只有鸟儿在天上鸣叫。我感到很孤独，很寂寞，心里空空荡荡。有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懒洋洋地飘动着的白云，脑海里便浮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幻象。我们那地方流传着许多狐狸变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着能有一个狐狸变成美女与我来作伴放牛，但她始终没有出现。但有一次，一只火红色的狐狸从我面前的草丛中跳出来时，我被吓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狸跑没了踪影，我还在那里颤抖。有时候我会蹲在牛的身旁，看着湛蓝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有时候我会模仿着鸟儿的叫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儿对话，有时候我会对一棵树诉说心声。但鸟儿不理我，树也不理我。许多年后，当我成为一个小说家，当年的许多幻想，都被我写进了小说。很多人夸我想象力丰富，有一些文学爱好者，希望我能告诉他们培养想象力的秘诀，对此，我只能报以苦笑。
就像中国的先贤老子所说的那样：“福兮祸之所伏，福祸福所倚”，我童年辍学，饱受饥饿、孤独、无书可读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们的前辈作家沈从文那样，及早地开始阅读社会人生这本大书。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听说数人说书，仅仅是这本大书中的一页。
辍学之后，我混迹于成人之中，开始了“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的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至在摇摇晃晃地进行着的牛车社，聆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家庭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
我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我当时只是一个迷恋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听着人们的讲述。那时我是一个绝对的有神论者，我相信万物都有灵性，我见到一棵大树会肃然起敬。我看到一只鸟会感到它随时会变化成人，我遇到一个陌生人，也会怀疑他是一个动物变化而成。每当夜晚我从生产队的记工房回家时，无边的恐惧便包围了我，为了壮胆，我一边奔跑一边大声歌唱。那时我正处在变声期，嗓音嘶哑，声调难听，我的歌唱，是对我的乡亲们的一种折磨。
我在故乡生活了二十一年，期间离家最远的是乘火车去了一次青岛，还差点迷失在木材厂的巨大木材之间，以至于我母亲问我去青岛看到了什么风景时，我沮丧地告诉她：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头。但也就是这次青岛之行，使我产生了想离开故乡到外边去看世界的强烈愿望。
1976 年2 月，我应征入伍，背着我母亲卖掉结婚时的首饰帮我购买的四本《中国通史简编》，走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既让我爱又让我恨的地方，开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时期。我必须承认，如果没有30 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
在军营的枯燥生活中，我迎来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我从一个用耳朵聆听故事，用嘴巴讲述故事的孩子，开始尝试用笔来讲述故事。起初的道路并不平坦，我那时并没有意识到我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是文学的富矿，那时我以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就是写英雄模范，所以，尽管也发表了几篇作品，但文学价值很低。
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我的恩师著名作家徐怀中的启发指导下，我写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说。在《秋水》这篇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从此，就如同一个四处游荡的农民有了一片土地，我这样一个文学的流浪汉，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我追随在这两位大师身后两年，即意识到，必须尽快地逃离他们，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们是两座灼热的火炉，而我是冰块，如果离他们太近，会被他们蒸发掉。根据我的体会，一个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响，其根本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相似之处。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所以，尽管我没有很好地去读他们的书，但只读过几页，我就明白了他们干了什么，也明白了他们是怎样干的，随即我也就明白了我该干什么和我该怎样干。
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坦率地说，讲述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谁会是我的听众，也许我的听众就是那些如我母亲一样的人，也许我的听众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亲身经历，譬如《枯河》中那个遭受痛打的孩子，譬如《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的孩子。我的确曾因为干过一件错事而受到过父亲的痛打，我也的确曾在桥梁工地上为铁匠师傅拉过风箱。当然，个人的经历无论多么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写进小说，小说必须虚构，必须想象。很多朋友说《透明的红萝卜》是我最好的小说，对此我不反驳，也不认同，但我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长的一部。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写了很多的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或者可以说，一个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总有一个领头的，这个沉默的孩子就是一个领头的，他一言不发，但却有力地领导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东北乡这个舞台上，尽情地表演。
自己的故事总是有限的，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须讲他人的故事。于是，我的亲人们的故事，我的村人们的故事，以及我从老人们口中听到过的祖先们的故事，就像听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样，从我的记忆深处涌出来。他们用期盼的目光看着我，等待着我去写他们。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儿，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现过，还有很多的我们高密东北乡的乡亲，也都在我的小说里露过面。当然，我对他们，都进行了文学化的处理，使他们超越了他们自身，成为文学中的人物。
我最新的小说《蛙》中，就出现了我姑姑的形象。因为我获得诺贝尔奖，许多记者到她家采访，起初她还很耐心地回答提问，但很快便不胜其烦，跑到县城里她儿子家躲起来了。姑姑确实是我写《蛙》时的模特，但小说中的姑姑，与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有着天壤之别。小说中的姑姑专横跋扈，有时简直像个女匪，现实中的姑姑和善开朗，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现实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美满，小说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却因为心灵的巨大痛苦患上了失眠症，身披黑袍，像个幽灵一样在暗夜中游荡。我感谢姑姑的宽容，她没有因为我在小说中把她写成那样而生气；我也十分敬佩我姑姑的明智，她正确地理解了小说中人物与现实中人物的复杂关系。
母亲去世后，我悲痛万分，决定写一部书献给她。这就是那本《丰乳肥臀》。因为胸有成竹，因为情感充盈，仅用了83 天，我便写出了这部长达50 万字的小说的初稿。
在《丰乳肥臀》这本书里，我肆无忌惮地使用了与我母亲的亲身经历有关的素材，但书中的母亲情感方面的经历，则是虚构或取材于高密东北乡诸多母亲的经历。在这本书的卷前语上，我写下了“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话，但这本书，实际上是献给天下母亲的，这是我狂妄的野心，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一样。
作家的创作过程各有特色，我每本书的构思与灵感触发也都不尽相同。有的小说起源于梦境，譬如《透明的红萝卜》，有的小说则发端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譬如《天堂蒜薹之歌》。但无论是起源于梦境还是发端于现实，最后都必须和个人的经验相结合，才有可能变成一部具有鲜明个性的，用无数生动细节塑造出了典型人物的、语言丰富多彩、结构匠心独运的文学作品。有必要特别提及的是，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我让一个真正的说书人登场，并在书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我十分抱歉地使用了这个说书人真实姓名，当然，他在书中的所有行为都是虚构。在我的写作中，出现过多次这样的现象，写作之初，我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希望能借此获得一种亲近感，但作品完成之后，我想为他们改换姓名时却感到已经不可能了，因此
也发生过与我小说中人物同名者找到我父亲发泄不满的事情，我父亲替我向他们道歉，但同时又开导他们不要当真。我父亲说：“他在《红高粱》中，第一句就说我父亲这个土匪种，我都不在意你们还在意什么？”
我在写作《天堂蒜薹之歌》这类逼近社会现实的小说时，面对着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我敢不敢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进行批评，而是这燃烧的激情和愤怒会让政治压倒文学，使这部小说变成一个社会事件的纪实报告。小说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做人来写。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
可能是因为我经历过长期的艰难生活，使我对人性有较为深刻的了解。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悯是什么。我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性的朦胧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只要是准确地、生动地描写了这个充满矛盾的朦胧地带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并具备了优秀文学的品质。
喋喋不休地讲述自己的作品是令人厌烦的，但我的人生是与我的作品紧密相连的，不讲作品，我感到无从下嘴，所以还得请各位原谅。
在我的早期作品中，我作为一个现代的说书人，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但从《檀香刑》这部小说开始，我终于从后台跳到了前台。如果说我早期的作品是自言自语，目无读者，从这本书开始，我感觉到自己是站在一个广场上，面对着许多听众，绘声绘色地讲述。这是世界小说的传统，更是中国小说的传统。我也曾积极地向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学习，也曾经玩弄过形形色色的叙事花样，但我最终回归了传统。当然，这种回归，不是一成不变的回归，《檀香刑》和之后的小说，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又借鉴了西方小说技术的混合文本。小说领域的所谓创新，基本上都是这种混合的产物。不仅仅是本国文学传统与外国小说技巧的混合，也是小说与其他的艺术门类的混合，就像《檀香刑》是与民间戏曲的混合，就像我早期的一些小说从美术、音乐、甚至杂技中汲取了营养一样。
最后，请允许我再讲一下我的《生死疲劳》。这个书名来自佛教经典，据我所知，为翻译这个书名，各国的翻译家都很头痛。我对佛教经典并没有深入研究，对佛教的理解自然十分肤浅，之所以以此为题，是因为我觉得佛教的许多基本思想，是真正的宇宙意识，人世中许多纷争，在佛家的眼里，是毫无意义的。这样一种至高眼界下的人世，显得十分可悲。当然，我没有把这本书写成布道词，我写的还是人的命运与人的情感，人的局限与人的宽容，以及人为追求幸福、坚持自己的信念所做出的努力与牺牲。小说中那位以一己之身与时代潮流对抗的蓝脸，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英雄。这个人物的原型，是我们邻村的一位农民，我童年时，经常看到他推着一辆吱吱作响的木轮车，从我家门前的道路上通过。给他拉车的，是一头瘸腿的毛驴，为他牵驴的，是他小脚的妻子。这个奇怪的劳动组合，在当时的集体化社会里，显得那么古怪和不合时宜，在我们这些孩子的眼里，也把他们看成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以至于当他们从街上经过时，我们会充满义愤地朝他们投掷石块。事过多年，当我拿起笔来写作时，这个人物，这个画面，便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为他写一本书，我迟早要把他的故事讲给天下人听，但一直到了2005年，当我在一座庙宇里看到“六道轮回”的壁画时，才明白了讲述这个故事的正确方法。
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引发了一些争议。起初，我还以为大家争议的对象是我，渐渐的，我感到这个被争议的对象，是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人。我如同一个看戏人，看着众人的表演。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着从花朵和石块中钻出来，擦干净身上的脏水，坦然地站在一边，对着众人说：
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我希望你们能耐心地读一下我的书，当然，我没有资格强迫你们读我的书。即便你们读了我的书，我也不期望你们能改变对我的看法，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作家，能让所有的读者都喜欢他。在当今这样的时代里，更是如此。
尽管我什么都不想说，但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我必须说话，那我就简单地再说几句。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还是要给你们讲故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里组织我们去参观一个苦难展览，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为了能让老师看到我的表现，我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水。我看到有几位同学悄悄地将唾沫抹到脸上冒充泪水。我还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有一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掩面。他睁着大眼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惊讶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后，我向老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行为。为此，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一个警告处分。
多年之后，当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师忏悔时，老师说，那天来找他说这件事的，有十几个同学。这位同学十几年前就已去世，每当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这件事让我悟到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我再讲一个故事：三十多年前，我还在部队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书，有一位老长官推门进来，看了一眼我对面的位置，自言自语道：“噢，没有人？”我随即站起来，高声说：“难道我不是人吗？”那位老长官被我顶得面红耳赤，尴尬而退。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许久，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但事过多年后，我却为此深感内疚。
请允许我讲最后一个故事，这是许多年前我爷爷讲给我听过的：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一场暴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一个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罚。”
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出去，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故事的结局我估计大家都猜到了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塌。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
今后的岁月里，我将继续讲我的故事。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