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场镇建题材

① 仙桃历史文化

沔阳属古“云梦泽”。据沙湖、越舟湖出土文物证明，新石器时期，就有先民们在这块土地上开拓生息。传说大禹治水，分天下为九州，沔阳在九州之一的荆州域内；夏、商时为荆州域； 西周建立后，周成王封鬻熊之后于荆山子男之田称荆楚，春秋时为郧国、州国地，东周桓王十一年(公元前701年），郧、州、隋、绞、廖等国伐楚，为楚国所灭，遂属楚地，地近楚郢都；周昭王伐楚，卒于江上而不返；楚平王游云梦，驻跸排湖，屈原遇渔父，歌沧浪之水； 秦灭六国后行郡县制，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本地属南郡； 汉承秦制，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分南郡东境为竟陵、云杜两县。沔阳西北为江夏郡云杜县地、东南为南郡州陵县地； 汉高祖诈游云梦擒韩信；汉武帝时在郡之上复设州，分天下为十三州，仍隶属荆州南郡； 三国时云杜、州陵属吴地，魏蜀吴共争荆州，赤壁之战即发生于原沔阳县南部（今洪湖市）附近，后荆州大部为吴所有，南郡亦属之。 晋灭吴后不久进入“五胡十六国”时代，北方战事频繁，荆州成为南朝北方军事重镇；南朝地少民多，遂将地划分为较小的郡县便于管理，南朝梁武帝天监二年（公元503年），始于本地置郡设县，因地处沔水以北而称沔阳郡——是为建制之始。分竟陵郡设沔阳郡，领云杜、沔阳二县，沔阳县由云杜（县治今剅河附近）析置。置州城郡，领州陵县，县治今新滩口；置营阳郡，领惠怀县，县治今张沟附近。 西魏大统十七年（公元550年），废州陵、惠怀二县，并云杜、沔阳二县置建兴县。北周置复州，州治建兴县，旋为沔阳郡。 湿地公园
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改沔阳郡为复州。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改复州为沔州，改建兴县为沔阳县，改沔州为沔阳郡，郡县治所均设今沔城。唐武德五年（622年），改沔阳郡为复州，州治迁竟陵县，沔阳县属复州。贞观七年（633年），州治迁回沔阳。天宝元年（742年），改复州为竟陵郡。乾元元年（758年），废竟陵郡，重置复州，州治沔阳。宝应二年（763年），州治又移治竟陵，沔阳为属县。 五代后梁开平四年（910年），分沔阳南境设白沙徵科院。属江陵府。后晋天福五年（940年），升复州为直隶防御州，领竟陵、沔阳二县。 宋乾德三年（965年），改白沙徵科院为玉沙县，属江陵府。至道三年（997年），玉沙县改属复州。宝元二年（1039年），降沔阳县为镇，属玉沙县。熙宁六年（1073年），废复州，降玉沙县为镇，属江陵府监利县。元右元年（1086年），置复州和玉沙县，沔阳镇仍属玉沙县。南宋端平三年（1236年），复州为复州路，以玉沙为附郭县。 元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年），改复州路为沔阳府，属河南行省荆湖北路宣慰司，辖景陵、玉沙二县，府治和玉沙县治沔阳城。 沔阳古城
明洪武元年（1368年），沔阳府改属湖广行省。九年（1376年），降沔阳府为州，州治沔阳城。废玉沙县，并玉沙县地入州，直属湖广政司，领景陵县。嘉靖十年（1531年），沔阳州改属承天府。天启元年（1621年），沔阳州降为散州，无领县。清顺治三年（1646年），沔阳州改属安陆府，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改属汉阳府，分州南境置文泉县，县治新堤镇，北境沔阳州，州治沔阳城。三十年(1765年)，废文泉县，并入沔阳州。 民国元年（1912年），改沔阳州为沔阳县，县治沔城，属湖北省江汉道，直属湖北省。民国十六年(1927年)撤销道制，直属湖北省。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属湖北省第六督察区。二十五年改属第四行政督察区，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6月，在彭场镇建立沔阳县人民民主政府。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沔阳县人民民主政府改为沔阳县人民政府。建国初期设沔阳专署。1951年时沔阳县并入荆州地区，沔阳县南部成立洪湖县（今洪湖市）。1986年5月27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沔阳县，设立仙桃市； 1994年10月，经湖北省人民政府审议批准，仙桃市列为省直管市（副地级市），仙桃市委书记、市长等为厅级副职。 仙桃人杰地灵，钟灵毓秀，代不乏贤，素有“人间仙境”的美誉。

② 汉代玉辟邪能卖多少钱，汉代玉辟邪能卖多少钱价格

中国西汉和东汉的雕塑作品，主要包括石刻、玉雕、陶塑、木雕和铸铜等品种。当时，雕塑艺术应用范围非常广泛，表现技巧迅速提高，举凡大型纪念性石刻、园林装饰雕塑、各种明器雕塑及实用装饰雕塑等方面，均有显著发展，留存至今的汉代雕塑遗物极为丰富。
石刻 汉代雕塑艺术的新成就，突出地表现在大型石刻作品上。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1对大型石刻,是原存陕西省长安县常家庄的牵牛石像和斗门镇内的织女石像，两者东西相隔约3公里。据《汉书·武帝纪》记载,它们是汉武帝元狩三年(前120)在上林苑“发谪吏穿昆明池”时建立的，按左牵牛、右织女的格式，设置在昆明池东西两岸，故而又称汉昆明池石刻。牵牛石像高 258厘米，右手置胸前,左手贴腹，作跽坐状；织女石像高228厘米,作笼袖姿态。这组石刻取材于牛郎织女神话故事，均用花岗岩雕成，石像形体高大，是中国早期园林装饰雕塑的代表。
牵牛石像
另一组著名的西汉大型石刻，是陕西省兴平县道常村的汉骠骑将军霍去病墓石刻,系元狩六年少府属官“左司空”署内的石匠所雕造。作者运用循石造型方法,将圆雕、浮雕、线刻等技法融于一体，使作品兼有写实与写意的风格。现存作品有立马、卧马、跃马、卧虎、卧象、石蛙、石鱼、石蟾、卧牛、野猪、野人、野人搏熊、母牛舔犊等14件，另有题铭刻石2块。 原先皆散置于墓冢周围，现集中陈列在墓前东西两廊内。立马石刻，亦称马踏匈奴，高168厘米,是群雕中的主体。作者采用寓意手法，以战马将侵扰者踏翻在地的情节，赞颂霍去病反击匈奴侵扰所建树的赫赫战功，是汉代纪念碑雕刻的重要代表性作品。
现存两汉大型石刻，尚有陕西省城固县饶家营汉博望侯张骞墓前的1对石虎（或称石辟邪）,约雕造于西汉元鼎（前116～前111）年间，虽已严重风化，犹存雄健姿态。另有咸阳石桥乡出土的石蹲虎、山西安邑出土的石走虎、青海海宴出土的石虎座等。西汉小型石刻，有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跽坐石俑、西安坝桥及兴平北吴村出土的石虎镇等。
东汉大型石刻，以四川省灌县都江堰出土建宁元年(168)雕刻的李冰石像最为重要,石像高290厘米,形貌雍容大度。属石翁仲性质者，有安帝元初(114～120)年间雕刻的河南登封中岳庙前1对石人，作夹道而立、 拱手拄剑状,用方柱形石材雕成,形貌朴拙。原存山东曲阜张曲村、今存曲阜孔庙的2件石人，高约254厘米，雕造于桓帝时期(147～167)，胸襟前分别有“汉故乐安太守□君亭长”和“府门之卒”篆书刻铭，神态肃穆恭谨。江苏东海昌梨水库 1号墓的妇女抱婴蜀柱、山东安丘董家庄画像石墓的多人物高浮雕蜀柱，其形体虽略小于上述石刻人像，而生动活泼程度过之。
李冰石像
东汉石俑，以河北望都2号墓出土光和五年(182)雕刻的骑马石俑最为出色，通高79厘米，刻画一位买鱼沽酒、骑马而归者怡然自得的神态，马腹与基座之间已作镂空处理，显示圆雕技艺益趋成熟。四川省出土东汉石俑较多,其中，重庆江北区鹅石堡东汉墓出土3件伎乐石俑，姿态或坐或立，以刀法简洁、形象生动见称；峨眉双福乡出土农夫、部曲、伎乐等石俑，以形象丰满、神态淳朴见长；芦山石马坝出土2件镇墓石俑,或持锸执箕，或执斧捉蛇，以形貌狞猛为特色。
东汉石刻艺术的成就还体现在造型劲健的大型动物雕刻上。山东临沂石羊岭出土的1对石羊(故宫博物院)，高95厘米,用矩形石材雕成,胸前分别镌刻“永和五年”(140)、“孝子孙侯”、“孙仲乔所作羊”等隶书刻铭，形象古朴典雅，富有装饰趣味。雕造于桓帝延熹(158～167)年间的汉汝南太守宗资墓石天禄与石辟邪,高约165厘米，虽遭风化剥蚀，仍具挺拔豪迈之气势。河南洛阳孙旗屯出土的石天禄与石辟邪，高109厘米，身长166厘米，躯体矫健，神态威猛，保存状况最佳。此外，陕西咸阳沈家村出土的1对石兽、山东嘉祥武氏祠的1对石狮、四川芦山杨君墓石狮及雅安姚桥高颐墓石辟邪等，均属东汉晚期的优秀石刻。
玉雕 汉代玉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1983年广东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出土不少高浮雕的西汉前期玉雕精品，如玉剑具上雕饰的龙虎纹，通过高低起伏、回环□侧的形式处理，产生忽隐忽现、变幻无穷的艺术效果。透雕双龙凤纹玉环，虚实相生，繁而不乱。风格与此相近者，有河北满城刘胜墓出土的圆雕玉人与浮雕玉剑具、北京大葆台西汉墓出土的透雕玉舞人与螭虎纹玉佩等。
西汉后期的玉雕作品，首推陕西咸阳北郊汉元帝渭陵附近出土的圆雕玉奔马,质料晶莹润泽,雕琢精美，此作品包含仙人盗药、天马行空的情节构思，寄寓着西汉贵族祈求长生、幻想升仙的思想。该处还出土玉熊、玉鹰、玉辟邪等小型圆雕作品，造型浑厚古朴。传世的西汉玉雕如藏于美国萨克勒氏手中的灰绿玉辟邪，亦呈昂首奋进状，背上踞坐羽人，艺术构思和咸阳出土玉奔马相仿。
东汉玉雕，有河北定县北陵43号墓出土透雕加线刻的西王母玉座屏、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圆雕玉辟邪等。
陶塑 汉承秦制，西汉前期，某些军功显赫的将领及受封的诸侯王，也使用陶塑兵马俑随葬，以炫耀其生前地位及权力;其大宗者,现已发现3批:①1965年秋出土于陕西咸阳杨家湾汉墓的11个从葬坑中,计有骑兵俑500多件，步兵俑1800多件。墓主人可能是文、景时期某位高级将领。骑兵俑高50～68厘米左右，步兵俑高约44～48厘米，多数敷彩，制作精美，神态威武（见杨家湾陶俑）。②出自咸阳东郊狼家沟汉惠帝安陵第11号陪葬墓的从葬沟中。已清理出陶俑84件，多为步兵俑和射击俑。其中作举臂投射状的射击俑，姿态极生动。③1984年冬在江苏徐州狮子山麓发现2个从葬坑,出土数以千计的陶塑兵马俑，皆作四路纵队排列,面朝西方,气势森严。主墓尚未发现，推测墓主人是西汉前期封在徐州(彭城)的某位楚王。
西汉侍女俑，在陕西西安姜村、临潼均有出土，具有体态端庄、形象俊美的特点。西安白家口和江苏铜山出土的西汉舞女俑，长袖飘拂，舞步轻盈。山东济南无影山出土乐舞杂伎陶俑盘，注重人物不同身份体态的刻画，场面欢快热烈，整体效果颇佳（见无影山陶塑）。
陶塑骑兵俑
东汉陶塑品种增多。反映农业生产的作品，有广东佛山出土的插秧运肥陶水田模型、四川宜宾出土持锸执箕俑等；反映庄园经济及阶级关系的，如河南陕县及淅川出土由部曲家兵守卫的陶水榭、四川新津出土佩刀执锸的部曲俑；刻画农妇繁重劳作的，有四川新津出土的背儿捧箕俑、彭山出土的哺婴俑、新都出土的持镜执鞋俑、河北内丘出土的抱婴举灯俑等;反映家内劳作的,有山东高唐、河北石家庄及四川重庆出土的庖厨俑、河北内丘出土的舂米俑；反映医疗卫生的，有河南南阳出土的针灸陶人；反映娱乐生活的，有河南洛阳出土的各种乐舞杂伎俑、灵宝张湾出土的绿釉六博俑、四川资阳出土的吹笙俑、成都天回山出土伴唱俑与坐式说唱俑、郫县宋家林出土的立式说唱俑等。后者高66.5厘米，作者运用准确洗练的艺术手法，将说唱艺人滑稽幽默、自我陶醉的神态，刻画得维妙维肖。
东汉动物陶塑，形象十分生动。如河南辉县百泉出土的陶子母羊与陶狗、河北沧州出土的绿釉陶猪、四川成都、彭山及乐山等地出土的大陶马等。
木雕 汉代木雕继承了楚、秦艺术传统。遗留至今者多属圆雕的偶人车马，木版浮雕仅在江苏盱眙东阳及邗江胡场西汉墓中有少量发现。
西汉前期的木俑，以云梦大坟头、长沙马王堆、江陵凤凰山出土者为代表。云梦大坟头1号墓出土木俑,轮廓鲜明，脸面保留着刻削的棱线，尚存战国木雕之古朴遗风。马王堆汉墓出土木俑，分着衣和彩绘两大类，头像雕刻精致,较战国木俑更为写实传神。江陵凤凰山167号汉墓出土的车仗奴婢木俑群，包括持戟谒者俑、伫立侍女俑、荷锄农奴俑、执斧工奴俑、驾车木马及木轺车等24件，生活气息很浓，人物身材颀长，躯体轮廓极富曲线变化，衣纹质感很强，彩绘服饰鲜丽。
彩绘木俑
西汉后期木俑，以江苏连云港云台高高顶、高邮县天山、盱眙县东阳、仪征县烟袋山、邗江县胡场、湖南长沙杨家湾刘骄墓出土者为代表。其中，连云港出土高51厘米的抄手侍俑，体态丰盈，亭亭玉立；持盾木俑表情庄重，刀法明快。仪征与邗江出土的跽坐说唱木俑或伎乐木俑,手势生动,五官清晰，表情幽默，标志着西汉后期木雕艺术有了长足进步。广东广州皇帝岗出土西汉晚期木船模型，附有5名作片状造型的举桨划船木俑,侧面姿态颇生动。
东汉木雕在河西走廊出土较多，著名的如武威东汉墓出土的木雕舞俑与侍俑、木雕镇墓独角兽、木狗、木猴、木牛、木马、木鸡、木鹅等，刀法明快、造型简洁（见武威汉墓木雕）。
青铜雕塑 汉代青铜雕塑以善于刻画特定人物的表情动态见称。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两广地区西汉初期墓出土的几组铜俑。广西贵县风流岭31号墓出土的 1件身着盔甲的跽坐铜俑,高39厘米；伴出1匹青铜马,高约115厘米，姿态雄健威武，是继秦代铜车马之后，西汉前期的大型青铜雕塑杰作。广西西林县普驮粮站铜鼓墓，出土1件青铜骑马俑和一组青铜4人六博俑，造型亦甚生动，六博俑外形洗练，着重刻画因胜负而引起的得意或沮丧神态。广州动物园汉初辛偃墓出土2件鎏金侍女俑,出色地刻画了地位卑微而善良聪慧的侍女形象。
西汉中、后期，铜俑种类增加，优秀遗例如陕西西安玉丰村出土的铜羽人，河北满城刘胜墓出土的铜说唱俑，以及甘肃灵台、西安东郊、四川资阳等地出土的铜六博俑。其中，铜羽人长脸尖鼻、颧骨隆起，大耳过顶、肩臂生翼,作举手微笑状,反映了当时封建贵族祈求“羽化登仙”的社会风尚。满城刘胜墓出土的铜说唱俑，形貌服饰似胡人，满脸堆笑,逗人开怀。灵台出土的4人六博铜俑，表情亦极生动。此外，陕西兴平茂陵东侧陪葬坑出土的鎏金铜马,高62厘米,长76厘米，筋骨劲健，金光熠熠，显示了西汉后期雕塑与冶铸的卓越技艺。
铜羽人
东汉青铜雕塑，有甘肃武威雷台出土的青铜车马仪仗俑群、湖南衡阳道子坪出土铜牵马俑、贵州清平坝出土的青铜车马、河北徐水防陵出土的2匹青铜大马(高约116厘米)、河南偃师李家村出土的鎏金铜奔羊、小铜牛和小铜马等。造型格外精美、构思特别奇巧的是武威雷台的铜奔马，亦称马踏飞燕，通高34.5厘米，作者运用浪漫主义手法,设计一匹飞驰电掣的骏马,三足腾空，一足踩在展翅疾飞的鸟背上，侧视的基本轮廓呈倒三角形，具有强烈的运动感，被誉为汉代青铜雕塑的奇葩。
汉代青铜装饰雕塑的艺术成就亦颇足称道。据《西京杂记》记载,长安巧匠丁缓,善作九层博山香炉，镂以奇禽异兽，“穷诸灵异，皆自然运动”。河北满城刘胜墓出土的错金博山炉，炉盖为重峦叠嶂，山峦间缀以猎人和奔兽，雕饰华丽,铸工精致,可与之相互印证。造型别致的青铜灯具，也是汉代封建贵族钟爱的室内装饰雕塑品。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出土一批龙形、朱雀形、兽面形铜支灯，在烛光映照下，格外神秘威严。河北满城窦绾墓出土的鎏金长信宫灯，跪地捧灯的宫女，形貌文静端庄，设计精巧,具有除烛烟的构造(见彩图长信宫灯(西汉) 河北满城出土)。山西平朔安太堡汉墓出土的铜雁鱼灯，江苏睢宁及邗江东汉墓出土的铜牛灯，均有同样构造，造型简洁优美，都是汉代工艺雕塑精品。
从西汉时代起，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得到进一步巩固与发展,各族之间的交往更加频繁密切,边境各族的雕塑艺术有了显著进步。最具民族特色的作品，是北方的匈奴族和鲜卑族创作的动物纹铜带饰，南方的百越和滇族创作的人物与动物纹铜扣饰。
西汉时期匈奴族创造的长方形透雕铜带饰，通常以充满草原生活情趣的动物咬斗纹作装饰题材，构图讲究左右对称。如宁夏同心县倒墩子匈奴墓出土的双马相斗纹、猛虎噬鹿纹铜带饰，在内蒙古鄂尔多斯采集的双牛纹、双驼纹、骑士捉俘纹铜带饰,陕西长安客省庄140号墓出土的双人角斗纹铜带饰等。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和吉林榆树县出土的浮雕飞马纹鎏金铜带饰，乃是东汉初期鲜卑族的遗物。
汉初居住在岭南地区的民族，通称百越。广西西林普驮发现的汉初铜鼓墓,出土5件浮雕山羊纹鎏金铜饰牌，山羊造型矫健,作登高顾盼状,可能是西瓯越（骆越）的饰物。
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出土大量具有滇族艺术特色的青铜雕塑作品。在一件表现祭祀场面的铜贮贝器上，铸造了 127个人物形象。这里出土的骑士猎鹿纹、双人盘舞纹、押送战俘纹、二虎搏猪纹、猛虎扑鹿纹等透雕铜扣饰，则以形象生动、情节惊险而著称，显示了滇族匠师非凡的艺术才能。
二虎搏猪纹透雕铜扣饰

③ 汉代陶塑艺术综观

陶塑，是陶质的雕塑艺术品，始于秦汉时期，它的出现为我国雕塑史和陶艺史上谱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汉代经济得到恢复，社会各方面都得到发展，呈现出与秦代不同的时代特征。陶塑的内容和艺术风格，也随之发生变化，无论是人物还是动物，其场景的塑造，都不像秦代陶塑那样注重写实，力求形态的逼真和细节的刻划，而是注重从总体上把握对象的精神内涵，注重传神之处的刻划，不拘细节的真实，强调动势和表情语汇在形象塑造中的作用，表现出一种豪放雄迈、飞扬流动的美学格调，而这正是汉代的时代审美特征。东汉最有代表性的陶塑是成都天回山出土的“说唱俑”。

④ 秦汉美术的艺术风格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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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从秦朝建立经西汉，至东汉灭亡这一时期的绘
画艺术，在战国绘画发展的基础上，随着封建社会的日
益巩固和上升，社会经济趋于繁荣和发展，而展现出新
的面貌，更加重视绘画的政治功能和伦理教化作用。它
将战国时期地域不同的绘画风格融合起来，形成雄厚博
大、昂然向上的总的统一的时代风格。由于社会风俗习
惯的改变，战国时期在绘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从遗存
物看）青铜器、漆器上的装饰性绘画，让位于纯绘画的
宫殿壁画、地上建筑壁画、墓室壁画及与此相关的画像
石、画像砖等。作为用于丧葬的丝织帛画继续流行，漆
器上的绘画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提高。在对外交流中，
不断吸收域外艺术的新因素。因此，秦汉绘画在题材内
容和表现形式及技法方面，均较战国绘画有了巨大的丰
富、提高和拓展，呈现出一派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繁荣景
象，为以后绘画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中
国绘画史上的第一个发展高潮。
绘画活动的空前高涨 虽然文献中早有运用绘画装
饰建筑的记载，其中也不乏关于战国壁画的描述（见战
国绘画），但绘画的广泛应用于宫室屋宇和墓室，无疑
是在秦汉时期。
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秦每破诸侯，写放(仿)其
宫室，作之咸阳北坂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
殿屋复道，周阁相属。（《史记·秦始皇本纪》）”在
这些为了宣扬秦始皇统一大业及其拥有的无上权威，而
建造的规模宏大的建筑群内部，绘制有许多壁画。1979
年在咸阳宫殿遗址残壁上发现的车马人物画像，提供了
关于秦代壁画的实物凭证。到了汉代，从宫室殿堂到贵
族官僚的府邸、神庙、学堂及豪强地主的宅院，几乎无
不以绘画进行装饰。“富者土木被文锦，贫者常衣牛马
之衣”，这既是汉代社会生活状况的如实写照，也是当
时藻饰彩绘宫室屋宇的社会风习的反映。汉代皇宫中的
壁画，仅见于记载的就有不少。文帝时未央宫前殿十分
奢华，有“雕文五彩画”(见应劭《风俗通义》)。武帝
时在甘泉宫内作台室，画天、地、泰一、诸鬼神。宣帝
时又在麒麟阁墙壁上图绘功臣像。东汉明帝时，在南宫
云台四壁上画中兴二十八将像。灵帝时亦曾于鸿都门学
中图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西汉末年不仅宫殿都绘有
壁画，贵族府邸内也有不少壁画。见于记载的有鲁恭王
刘余灵光殿内图画,有天地、山神、海灵、古代帝王、忠
臣孝子、烈士贞女等形象；广川王刘去的殿门上也绘有
短衣大绔长剑的荆轲像，以及另一广川王刘海阳的画屋
中绘有“男女裸交接”的壁画等。一般官僚的府舍也都
绘有山神海灵、奇禽异兽之类题材的壁画。两汉州郡也
利用壁画图绘地方官吏事迹，并“注其清浊进退”以示
劝戒,还利用壁画来表彰属吏和进行政治宣传。在对反抗
者进行镇压之时,统治者甚至运用壁画作为手段。据《后
汉书·刘□传》记载,王莽在悬赏缉拿刘□期间,就曾下
令“使长安中官署及天下乡亭,皆画伯升(刘□,字伯升)
像于塾，旦起射之。”当然，利用壁画伸张正义的事例
也曾见于史籍记载。东汉时延笃遭受党锢之祸而死，他
的乡里人士便将他的形象画在屈原庙内,以示景仰(《后
汉书·延笃传》)。
汉代绘画不仅大量施于宫室屋宇，亦大量施于陵寝
墓室、享堂石阙。汉代习俗事死如生,以厚葬为德,薄殓
为鄙,而且借孝悌的声誉,还可以博取功名。这就是使得
装饰坟墓，为死者表彰功德的绘画活动（包括绘制被认
为能引导死者灵魂升天的帛画“非衣”），其规模和数
量都达到了空前高涨的程度。东汉赵岐甚至在活着的时
候，就为自己的坟墓准备壁画，“图季札、子产、晏婴、
叔向四像居宾位,又自画其像居主位，皆为赞颂”(《后
汉书·赵岐传》)。与此可相印证的是迄今已出土的许多
汉代墓室壁画、帛画以及大量的汉代画像石、画像砖等
现存绘画实物。
汉代杂技画像砖
除壁画外,在宫殿的屏风上,贵族官僚的车马、舆服、
器用上都可见到精美的绘画。汉代还出现一些可以移动
观赏的绘画。这些作于木板或绢帛上的绘画被用来赠送，
甚至可以买卖，当是后来广为流行的卷轴画之滥觞。据
记载，汉武帝晚年曾召黄门画者画周公辅成王故事以赐
霍光,东汉光武帝在宴见臣下时,被身旁屏风上图画的烈
女像所吸引而“数顾视之”，梁皇后“常以烈女图画置
于左右，以自监戒”。《西京杂记》上所载羊胜（西汉
时人）所作的《屏风赋》，这样描述屏风的装饰：“饰
以文锦，映以流黄，画以古烈，□□昂昂。”可见即使
是“古烈”题材，于政治教化作用之外，通过艺术加工，
也含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与绘画活动范围的扩大以及对绘画作品的大量需求
相适应，秦汉时期以绘画为专门职业的画工日益增多。
被罗致到宫廷的专门画家被称为“黄门画者”或“尚方
画工”。知名者，西汉时有毛延寿、陈敞、刘白、龚宽、
阳望、樊育等,东汉时有刘旦、杨鲁等。据《西京杂记》
所传，毛延寿“写人，好丑老少，必得其真”；阳望和
樊育两人都“善布色”。与商周时期从事绘画的奴隶工
匠相比，这些在宫廷中执役的画工不仅专业化程度更高，
也有较多的发展各自特长的可能，这无疑会给绘画的广
阔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据文献记载，上层社会中的一些
文人士大夫（如张衡、蔡邕、刘褒等）也开始染指绘画，
这意味着绘画日益受到重视和绘画者社会地位的提高。
绘画的政治教化性质 从绘画的观念内容与绘画的
社会功能角度考察，秦汉绘画的一个主要特征是直言不
讳地为处于上升阶段的封建制社会的政治教化服务。综
观汉代绘画的题材,大致可分为3类:①包括车骑出行、庖
厨宴饮、乐舞百戏、田猎农事、胡汉战争以及城郭、衙
署、庄园、楼阁、仓库等现实内容的社会生活题材；②
古圣先贤，如黄帝、颛顼、尧、舜、禹、文王、武王、
孔子、老子、柳下惠等，以及表现儒家忠孝节义观念的
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如周公辅成王、丁兰侍木人、老
莱子娱亲、董永孝亲、梁节姑姊、齐义继母、秋胡戏妻、
聂政刺侠累、豫让刺赵襄子、荆轲刺秦王、二桃杀三士
等;③神仙灵异、祥瑞珍奇,如伏羲、女娲、东王公、西
王母、日、月、星宿、雨师风伯、飞仙羽人、青龙、白
虎、朱雀、玄武、比翼鸟、连理枝等。东汉王延寿在其
《鲁灵光殿赋》中对上述题材及其意义有十分清楚明白
的阐述：“图画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山神海灵。
写载其状,托之丹青。……上纪开辟,邃古之初；五龙比
翼,人皇九头；伏羲麟身,女娲蛇躯……黄帝唐虞……下
及三后，□妃乱主,忠臣孝子,烈士贞女，贤愚成败，靡
不载叙。恶以诫世，善以示后。”绘画题材尽管包罗万
象,有天上、地下和人间,有时间上的回顾和空间上的展
开,但从观念形态来说,目的只在劝善戒恶，宣传儒家的
伦理纲常思想。古圣先贤、忠臣义士、孝子烈女无一例
外都是作为世人的楷模来加以表现的。神话传说、迷信
怪异中的形象，则既体现着汉代社会“天人感应”的宗
教意识、宇宙观念，也渗透着统治者敬天法祖、神道设
教的意图。秦汉时期统治阶级清醒地认识到绘画的这种
功利性质，并有意识地加以利用。宣帝时在麒麟阁画功
臣，明帝时在云台画名将，显然都是意在鼓励臣下效法
功臣名将尽忠皇室。这种宣传往往收到明显效果，王充
《论衡》说：“宣帝之时，图画汉列士。或不在画上者，
子孙耻之。”到东汉后期于中央庙堂“图像立赞”表彰
功臣名士的方法，被更为广泛地运用。灵帝时高彪迁内
黄令，灵帝“诏东观画彪像，以劝学者”。为了表彰鸿
都文学乐松、江览等人，灵帝还“诏□中尚书为松等三
十二人图像立赞,以劝学者。”在东汉时期,不仅用绘画
表彰官吏，而且也用绘画表彰孝子孝女。如东汉孝子陈
纪就被“图像百城，以励风俗”，孝女叔先雄也受到郡
县“立碑，图像其形”的荣誉。实际上汉代墓室壁画中
普遍流行的车骑出行、歌舞、百戏、宴饮等生活排场的
表现，除了炫耀统治者之声威显赫外，其用意也在训诫
子孙光宗耀祖博取功名。统治阶级直接利用绘画为政治
服务的作法,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绘画的社会功能,起到
了刺激绘画发展的作用。
重要的绘画遗存 秦汉绘画有较战国绘画远为丰富
的实物遗存。这些珍贵的秦汉绘画实物资料绝大部分出
自已经出土的地下墓葬，包括壁画、画像石、画像砖、
帛画、木板画、漆画等许多品种，内容丰富浩繁，风格
样式多姿多采，艺术手法自由大胆，想像力更是无拘无
束。它们洋溢着蓬勃旺盛的生命活力，生动地展现出中
国封建社会上升期乐观、开朗、自信的生活面貌和大气
磅礴、积极进取的精神气概。
秦代宫殿壁画残片
秦都咸阳1号及3号宫殿遗址出土的壁画残片，是迄
今已发现的秦汉绘画中仅有的宫殿壁画遗存。内容包括
装饰图案、车马出行、人物仪仗、台榭建筑及麦穗、竹、
梅等。从车马出行残片可看出有七套四马一车的车马,衬
景为道路和树木，是当时贵族游猎生活的形象反映。从
人物仪仗残片可看出有头戴面具身着不同颜色长袍者11
人，据推测这可能是描绘宫中打鬼仪式的《傩仪图》。
440多块装饰图案残片，系用黑、赭、黄、大红、朱红、
石青、石绿等多种颜色画出，图案五彩缤纷，风格雄健。
这批壁画残片虽只是当时秦宫大幅壁画的支离破碎的局
部，但却可由此推见秦代宫室壁画的规模、水平及其取
材的广阔。
和林格尔汉墓壁画
西汉墓室壁画遗迹主要有洛阳出土的卜千秋墓壁画、
61号墓、金谷园墓以及八里台墓室壁画等处。卜千秋墓
壁画以粗放的线条勾勒描绘出人身蛇尾的伏羲、女娲,分
别乘腾蛇与三头鸟闭目飞升的男女墓主人，生动活跃的
青龙、白虎，展翅飞翔的朱雀，内有蟾蜍与桂树的满月，
飞着金乌的太阳,打鬼的方相氏,人首鸟身的王子乔，以
及方士、仙女、仙兔、奔犬等众多异常生动的形象，还
有流动的云彩穿插连贯其中。线描的流畅洒脱和富于粗
细变化,使得画中的各种形象生气盎然,画面充满动荡活
跃的气氛，显示出一个墓主人死后升仙的浪漫境界。洛
阳61号汉墓中除有辟邪升天的内容外，还有两幅较完整
的可能是取材于历史故事“鸿门宴”和“二桃杀三士”的
图画。画中人物造型夸张、神态生动，其粗犷率意的风
格代表西汉墓室壁画的特征。金谷园汉墓壁画内容为日、
月、星宿、灵怪、祥瑞等,其中亦有乘龙升天的形象,手
法与卜千秋墓壁画相同。八里台墓室壁画中的《上林虎
圈斗兽图》现存波士顿博物馆，为西汉晚期作品。
东汉墓室壁画遗存主要有辽宁营城子、北园、棒台
子屯,河北望都、安平,河南密县打虎亭，山东梁山，内
蒙古和林格尔、托克托，山西平陆枣园村等处汉墓中的
壁画。在东汉墓室壁画中，表现墓主身份及经历的车骑
出行、乐舞、百戏、属吏、官署、幕府、庄园等现实生
活内容逐渐成为主要题材，而神话与迷信内容则相应减
少。绘画技法更趋成熟多样，对人物的身份、性格刻画
明显受到重视,因而壁画中的人物大多生动传神,这标志
着人物画发展的新水平，也是三国两晋至隋、唐时期中
国人物画大发展的前奏。望都 1号墓室壁画画死者生前
僚属如主簿、功曹、游徼、寺门卒等，其中表现主簿的
悠闲自在、小吏的谦卑恭谨、辟车伍佰勇猛威武，皆跃
然壁上。手法以墨线勾勒为主，兼施渲染以表现明暗体
积，色彩不多,但用笔肯定,画风严整而有气势，确能代
表本期人物画的成就。辽宁辽阳北园墓室壁画主要描绘
墓主生前的生活情景，有燕居宴饮图、属吏图、楼阁图、
乐舞百戏图等。作者具有较高的写实技巧，亦十分重视
人物性格刻画。构图颇具匠心，全墓壁画有完整的整体
布局,各部分又能独立成幅,有多样统一、谐和而富于变
化的艺术效果。在描绘手法上，勾勒、平涂、晕染等方
法灵活使用,还采用了近于后世的没骨法的画法,色彩较
为丰富复杂，并着意于表现对象之凹凸感。从马的飞奔
姿态也可以看出作者已不满足于装饰性的描绘，而致力
于追求表现所画对象的瞬间动态。东汉的和林格尔汉墓
壁画内容最为丰富,描绘了墓主人由“举孝廉”至“使持节
护乌桓校尉”时止的全部仕宦经历。画面上有繁阳、宁城、
离石、武城等府县城市，有官署、幕府、坞壁、庄园、
门阙、楼阁等各种建筑，有出行、仪仗、饮宴、迎宾、
百戏、庖厨等生活画面，也有农耕、放牧、蚕桑、渔猎
等劳动场景。还有古圣先贤、烈士豪杰、神话传说、珍
禽异兽等西汉以来的传统壁画内容。该墓壁画场面壮阔,
人物众多,全面生动地展现了当时边塞地区的社会风貌。
整体风格率意洒脱，线条圆润流转，渲染赋彩技巧熟练，
人物的身份、姿态、神情的刻画生动入微。车马出行与
放牧图中马的造型简练概括尤富意趣。
画像石是东汉时期重要的美术作品。虽系用雕刻的
方法制成,实为以刀代笔施于石材平面上的绘画,因此称
石刻画。其题材内容与墓室壁画大致相同。画像石作为
建筑构件，不仅用于地下墓室，也用于地面享堂和石阙。
东汉画像石有丰富的遗存，主要分布在山东、河南、四
川、陕北等地区，江苏、陕西、山西、安徽、河北、湖
北等省也均有发现。其中最为著名的有山东孝堂山画像
石、嘉祥武氏祠画像石、沂南画像石墓、安邱画像石墓
等,河南南阳画像石及密县打虎亭1号汉墓画像石。四川
画像石以刻在石阙上的最为精美，著名的有渠县沈君阙、
雅安高颐阙等。孝堂山画像石为时间较早的东汉画像石
遗存，内容有神话、历史故事、现实生活,其中,以车马
出行、歌舞、百戏、战争、庖厨等现实生活的描绘最为
精采，手法为阴刻线描，较为单纯质朴。嘉祥武氏祠包
括武梁、武荣、武班等石室及两个石阙，计存画像40余
石，在东汉画像石中占据重要地位，为汉代画像石之典
型代表。其内容较孝堂山更为丰富，以历史故事及历史
人物为多，并有榜文及赞语。雕刻手法为在凸起的类似
剪影的平面形象上，以阴刻线纹刻画细部。武氏祠画像
石构图茂密，人物形体及姿态动作高度夸张；历史故事
题材往往抓住戏剧性的冲突场面来加以表现，古拙粗犷
而富于激情，充满力量感及运动感，确有深沉雄大的气
魄。沂南画像石时间较晚，因而技法更为细致成熟，阴
刻的线条流畅奔放，乐舞、百戏、祭祀、丰收等人物众
多的大场面，既杂然纷呈又井然有序，也有一种整体性
的气势感,但布局处理上却较武氏祠画像石活泼自由,更
带绘画意味。
汉代“维盖轺车”画像石
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的帛画“非衣”,内容
丰富，色彩绚烂，帛画以左右对称、上下连贯的格局分
三段描绘了天上、人间、地下的景象。众多的人物、禽
兽、器物被安排得有条不紊，疏密繁简错落有致。奇诞
夸张的造型中体现出严谨细腻的写实技巧。线条流畅挺
拔,刚健质朴,设色以平涂为主,技法纯熟,使用的矿物质
颜料至今仍十分鲜艳。这幅帛画是本期绘画中的杰出作
品之一，它全面而充分地体现了中国绘画在汉代所达到
的高度水平。同类的帛画也见于马王堆 3号墓和山东临
沂金雀山9号墓。马王堆3号墓帛画除“非衣”外，尚有
悬挂于棺房的大幅帛画，保存较好的一幅长2.12米，宽
0.94米,绘车马仪仗,有官吏、兵卒、骑士等数百人，马
数百匹,车数十辆,场面宏大。金雀山9号墓所出帛画,内
容多为进食、歌舞、纺绩、问医、角抵等现实生活场景
（见金雀山汉墓帛画）。
木板画遗存有江苏扬州邗江胡场汉墓所出的两幅人
物画。漆画以湖南长沙马王堆 1号汉墓及砂子塘汉墓出
土的彩绘漆棺最为精美，堪称代表。马王堆汉墓漆棺于
满布的云气纹中用白、红、黑、黄等色画出各种怪兽、
仙人,色彩斑斓,色调变化丰富微妙。画面氛围神秘，境
界奇特，气度潇洒豪放，显示出汉代漆画在战国漆画基
础上所取得的极大进步。
成就和影响 秦汉绘画极大地拓展了中国绘画的表
现题材和领域，发展了中国绘画描绘现实生活及刻画人
物性格的能力，丰富了中国绘画的表现手法和艺术技巧。
通过对战国绘画的综合与对外来文化因素的吸收，秦汉
绘画为形成中国绘画的民族性特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正是在秦汉绘画具有空前规模的艺术实践的基础上，中
国传统绘画中以传神论为美学核心、以顾恺之为代表的
三国-两晋-南北朝绘画才得以发展起来，而灿烂的外来
佛教绘画艺术也才得以找到它可能生根开花的丰厚土壤。

参考资料：http://www.artcn.org/neirong1/07/075.htm
http://ke..com/view/909465.html

资料很全，绝对够你看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