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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湖南美景创意动画设计有限公司的公司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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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中国民歌知多少”观后感

解放前，种瓜调一直在利川市城和汪营、柏杨等地广为流传，并在歌唱间伴有打击乐器。湖北利川是《龙船调》的故乡，1955年春节，利川举行全县业余音乐、舞蹈、戏曲汇演，《种瓜调》受到好评。后经利川县文化馆干部周叙卿和黄业威收集整理，加工润色，改为表演唱《龙船调》。《龙船调》以《种瓜调》为基础，积累了当地劳动人民长期的生活经验和智慧，字里行间透露出浓浓的生活气息，经过反复推敲锤炼，词义更加精炼，旋律更是极其流畅、优美动人，集中而风情万种地表现了土家么妹儿的娇羞、妩媚，秀才的酸腐、挑逗以及驼背艄公的幽默、野性，从而完成了从形式到内容的重大飞跃。1957年利川民间艺人汪国盛、张顺堂首次将《龙船调》作为参加全国第二届音乐舞蹈汇演节目在北京怀仁堂演唱，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武汉歌唱家刘家宜最早将她唱的《龙船调》灌成唱片流行全国，王玉珍又将《龙船调》唱到了日本，还有著名歌唱家王洁实、谢莉斯、魏金栋、李谷一、汤灿等多次传唱。 著名歌唱家宋祖英将其唱到了悉尼歌剧院、维也纳金色大厅、美国肯尼迪艺术中心，在全球掀起了传唱《龙船调》的热潮。

2.茉莉花
①民歌名，在中国及世界广为传颂，中国民歌。
起源
“茉莉花”小曲（即民歌）曲名为“鲜花调”，有几百种鸣唱法，但大同小异，实际就是一种，音乐界称为“近似音调”。这种曲调广泛流传于明、清，主要流行区在江浙。据已故音乐史论家章鸣（原中国艺术研究院民族音乐研究所研究员）等专家考证清代的“鲜花调”是在明代已流行于扬州的“鲜花调”基础上的发展。扬州清曲，以及从扬州清曲中汲取丰富营养的扬剧，都有“鲜花调”曲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国音乐源远流长，但最大遗憾是，长期以来大多数只有曲牌名及歌词，很少有曲谱记载。现存最早的“鲜花调”（又名“仙花调”）歌词，见于清乾隆三十九年（1771年）扬州戏曲演出脚本《缀白裘》丛书中《花鼓》一剧的“仙花调”。现在发现最早的曲谱，国外见于由英国人希特纳于1804年出版的《中国旅行记》中记载的“小调”（有谱无词，后被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运用到歌剧《图兰朵》中）；国内最早记谱为工尺谱，此工尺谱记载在清道光元年（1821年）刊行的《小蕙集》上，由扬州清曲家王万卿演唱、张中操记谱、武俊达校订，王万卿演唱的“鲜花调”更接近当代流行的“茉莉花”；再次为1840年抄本《张菊田琴谱》之古琴曲。
现代首次以简谱形式面世的“茉莉花”，1957年由前线歌舞团到北京作汇报演出，演唱很成功，后灌制了唱片，在国内外广为流传。
80年代中期，按照文化部的部署，扬州大规模采集民歌，所收录的1000余首民歌中，就有仪征、江都、兴化三种“茉莉花”，词曲大同小异。90年入选《中国民歌集成.江苏卷》的扬州民歌达230余首，“茉莉花”（即“鲜花调”以7种词曲形式列入该书，第一种即为何仿这一首，在其曲最后注有“佚名唱，何仿整理词、记谱”。
起源争议
1942年，新四军战士何仿在江苏六合采风时，记录了一首当地民间艺人演唱的《鲜花调》。1957年，已在南京前线歌舞团工作的何仿，将其改编成了民歌《茉莉花》参加全国汇演，《茉莉花》被首次标名“江苏民歌”。但《鲜花调》早在清末就唱遍全国，山东省就有《鲜花调》，假设何仿在临清记录了这首民歌，并由山东前卫歌舞团演出，今日岂不成了山东民歌？因此笔者认为，最先“注册”与它的原产地，是两码事。
有文章说，据已故音乐史学家章鸣考证，“清代的《鲜花调》是明代已流行于扬州的《鲜花调》基础上的发展”，据笔者考证，《鲜花调》之名却最早见于清乾隆年间。扬州清曲有《鲜花调》，这是不辩的事实。但据中国戏曲音乐、曲艺音乐、民间歌曲等集成记载，全国各地到处都有《鲜花调》，证明《鲜花调》最早出现于扬州清曲中非常牵强，至于传播到全国的方式，有人提出是通过歌妓的说法也不能让人信服，至今并没有发现历史上有扬州歌妓跑遍全国的记载。还有人提出，英国人希特纳于1804年出版的《中国旅行记》中记载的“小调”（即《鲜花调》，有谱无词，后被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运用到歌剧《图兰朵》中），就来自于扬州清曲，同样也没有拿出确凿的证据。[1]
发展和影响
我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因此广泛流传的民歌小调数量也甚多。它们就像暮春三月花园中的百花，姹紫嫣红，姿态万千，芳香四溢。其中有一个品种姿压群芳，栽培悠久，广受大众喜爱，她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民歌小调《茉莉花》。
《茉莉花》自古以来流行全国，有各种各样的变种，但以流行于江南一带的一首传播最广，最具代表性。她旋律委婉，波动流畅，感情细腻；通过赞美茉莉花，含蓄地表现了男女间淳朴柔美的感情。早在清朝乾隆年间出版的戏曲剧本集《缀白裘》中，就刊载了它的歌词，可见其产生流传年代的久远。
十八世纪末年，有个外国人将她的曲调记了下来，歌词用意译的英文和汉语拼音并列表示。后来，又有个叫约翰·贝罗的英国人来华，担任英国第一任驻华大使的秘书。1804年，他出版了自己的著作《中国游记》。也许在他眼里《茉莉花》是中国民歌的代表吧，所以在著作中特意把《茉莉花》的歌谱刊载了出来，于是这首歌遂成为以出版物形式传向海外的第一首中国民歌，开始在欧洲和南美等地流传开来。
1924年，世界著名歌剧大师、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在癌症的病患中完成了歌剧《图兰多特》的初稿后逝世。该剧以中国元朝为背景，虚构了一位美丽而冷酷的公主图兰多特的故事。普契尼把《茉莉花》曲调作为该剧的主要音乐素材之一，将它的原曲改编成女声合唱，加上剧中的角色全都穿着元朝服饰，这样就使一个完全由洋人编写和表演的中国故事，有了中国的色彩和风味。1926年，该剧在意大利首演，取得了很大成功。从此，中国民歌《茉莉花》的芳香，随着这部歌剧经典的流传而在海外飘得更广。
据近年来媒体报导，《茉莉花》原名《鲜花调》，本来有三段歌词，依次歌唱茉莉花、金银花和玫瑰花。1942年，音乐家何仿到隶属江苏省南京市的六合区金牛山地区采风，从当地一位知名的民间艺人那里，采集到了这首在当地广为传唱的民歌，将她的曲调及歌词一一记录了下来。1957年，他将原曲原词作了改编，三段歌词都用同一曲调，由原来歌唱三种花改成集中歌唱茉莉花，并以悠扬婉转的拖腔作结束，遂成为现在大家所熟悉的这个样子。该曲当年由前线歌舞团演唱，后由中国唱片社出了唱片，于是得到进一步的流传。
本世纪初年，张艺谋在它导执的申奥、申博宣传片中，都用《茉莉花》作背景音乐。2003年8月3日，2008年奥运会徽——“中国印.舞动的北京”在北京天坛公园祈年殿隆重揭晓。当著名运动员邓亚萍和著名影星成龙扶着会徽缓缓走上祈年殿时，管弦乐又响起了《茉莉花》的旋律。此时此刻你所听到的《茉莉花》的乐声，委婉中带着刚劲，细腻中含着激情，飘动中蕴含坚定，似乎向世人诉说：《茉莉花》的故乡——古老的中国正在阔步向前。随着这些电视片的播放，相信《茉莉花》的芳香，将飘得更远更广。

3.康定情歌
《康定情歌》是上个世纪30年代诞生于四川康定的一首民歌，经考据《康定情歌》的作者是四川宣汉的李依若创并于40年代，逐渐流传开来。40年代中期，就读于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学校的福建学生吴文季在从军的康定人中收集到此歌，然后将此歌转交给他的老师伍正谦。伍正谦十分喜爱，又请作曲系的江定仙老师配乐伴奏以便演唱。江定仙配好伴奏后，将原名《跑马溜溜的山上》改名为《康定情歌》，后来伍正谦在学校的一次音乐会上首次演唱了这首歌曲。后来，江定仙又将此歌推荐给了当时走红的歌唱家喻宜萱，喻宜萱同年在南京举办的个人演唱会上公开演唱了此歌，以后便将此歌作为自己的保留节目，从南京唱到了大西北，从国内唱到了国外，使《康定情歌》传遍了世界。

4.走西口
据说它已经流传了一两百年。这首歌不但山西人会唱，山西邻近的内蒙、陕西，甚至更远一点的宁夏、青海、甘肃也有许多人会唱。
中国有句老话叫“十里不同音”，说的是民歌有很强的地域性。之所以西北许多地方的人会唱《走西口》，原因大概是，当时有许多山西人曾到过这些地方，他们中的一些人一直在唱这首歌，时间长了，当地人也学会了。
山西河曲民歌《走西口》道出了一对新婚夫妇生离死别的悲苦与近代山西人出外谋生的艰辛，它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自然、地理原因。走西口是对命运的挑战，是对新环境的开拓。走西口固然艰辛，可是勤劳智慧的人们走出了一片新天地，正是他们开启了“海内最富”的辉煌时代。走西口这一自发行为深刻地改变了山西与蒙古地区的发展进程。
文化背景
清代是中国人口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清初通过康雍乾三世的恢复发展，到乾隆朝全国人口突破三亿大关。人地矛盾尖锐，大量内地贫民迫于生活压力，“走西口”、“闯关东”或“下南洋”，形成近代三股大的移民浪潮。“走西口”是清代以来成千上万的晋、陕等地老百姓涌入归化城、土默特、察哈尔和鄂尔多斯等地谋生的移民活动。“走西口”这一移民活动，大大改变了口外蒙古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生活方式。同时，占移民比例极高的山西移民，作为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将山西的晋文化带到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使当地形成富有浓郁山西本土特色的移民文化。晋文化作为农耕文化的一部分，通过人口迁移，与当地的游牧文化相融合，形成富有活力的多元文化，丰富了中国的文化。
山西北部土地贫瘠，自然灾害频繁，生存环境的恶劣迫使晋北很多人到口外谋生。“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的山西旧谣充分说明“走西口”者多为自然灾害引起的饥民。清光绪三年至五年，山西等省大旱三年，出现被称为“丁戊奇灾”的近代最严重的旱灾，甚至部分地区寸雨未下。自然灾害引起的人口流迁，以忻州、雁北等晋北地区最为突出。晋北各州县贫瘠的土地，恶劣的自然环境迫使大批百姓离开故土。例如“阳高地处北塞，砂碛优甚，高土黄沙，满目低土，碱卤难耕……地瘠民贫，无所厚藏，一遇荒歉，流离不堪。”在贫瘠的土地，寒冷的气候，无川流灌溉的恶劣自然环境里，晋北人生活困苦。每遇灾歉，人们不得不流离失所，奔赴口外谋生。
“走西口”是一部辛酸的移民史，是一部艰苦奋斗的创业史。一批又一批移民背井离乡北上口外蒙古，艰苦创业，开发了内蒙古地区。更重要的是，他们给处于落后游牧状态的内蒙古中西部带去了先进的农耕文化，使当地的整个文化风貌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伴随着“走西口”移民的进程，口外蒙古地区以传统单一的游牧社会演变为旗县双立，农耕并举的 多元化社会。在这一演变过程中，作为移民主体的山西移民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由于山西移民在移民中占绝大多数，因而当地的移民文化更多地富有晋文化的特色，也可以说是晋文化在这一地区的扩展。
人口的流动，带动了文化的传播，而文化的传播，又拉近了地区间的距离，增强了它们的认同感。“走西口”这一移民浪潮，大大促进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与内地的交流，进一步增进了蒙汉之间的民族感情，对我们多民族国家的繁荣稳定产生了一定的积极的影响。

还有很多可以查一查，如云南民歌《小河淌水》，东北民歌《乌苏里船歌》，陕北民歌《送情郎》都很好听。

『肆』 临清广告 临清影视公司 华艺影视 华艺传媒 专业为你成就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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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城市宣传片去抄美景创袭意就可以了。

美景创意动画设计公司做过大连营口城市规划宣传片、阿拉善盟城市规划宣传片、临清城市规划宣传片、峡江城市规划宣传片、长沙高新区规划宣传片、湖南2020经济规划展宣传片等等。

这是他们做过的案例，你可以先了解下撒。

『陆』 急！！！求高人给这段文字起个题目！！！

名人故里之争愈演愈烈 急功近利易出偏差

争夺名人故里，古已有之，于今为烈。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风行，原本少人关注的乡土名人顿时成了“香饽饽”。各地深挖名人资源，借名人之名举办的节庆活动、祭祀庆典、招商项目，以及建设的文化园区、文化广场等数不胜数。
许多历史名人的籍贯，或因年代久远记载不详，或因行政区划变迁而随之变动，或根本就是神话传说而难以考索，在学术界尚无定论的情况下，各地纷纷争抢，此现象值得思考。

从实有其人到虚构人物，从对簿公堂到网络抢注

还有多少名人可供挖掘？

2000多年前，夜郎国里的那个天真地问汉朝使臣“汉与我孰大？”的国王大概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的国名竟然成为后人争夺的目标。

10月16日，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在长沙召开“夜郎古国”策划评审会并通过《中国新晃夜郎文化旅游项目概念性规划》，宣布将斥资50亿元重建夜郎古国。消息一出，贵州、云南等地立刻有学者表示“新晃此举，不会动摇我省学界倡导大西南各省区联合打造夜郎文化品牌的决心”；同时学者们也提醒当地政府，“打造夜郎文化品牌不应老是停留在学术研究的层面，应该拿出具体的行动来。”贵州省作协副主席欧阳黔森说：“夜郎国在贵州是有定论的，新晃县的50个亿就能抢走夜郎的归属？50个亿存银行一天的利息是多少？得来多少游客才能赚回来？我不看好这个项目的前景。”

“夜郎之争”不过是近些年来中国愈演愈烈的名人故里之争的最新一例。

据不完全统计，自2000年以来全国见诸媒体的名人故里之争就有上百起。四川江油和湖北安陆争夺李白故里；河北丰润、辽宁辽阳和铁岭、江西武阳三地争夺曹雪芹故里；河北临城、正定两地争夺赵云故里；重庆奉节和四川彭山争夺刘备故里；安徽亳州和河南永城争夺曹操故里；湖北襄樊和河南南阳争夺诸葛亮故里；陕西宝鸡和山西高平争夺炎帝故里；安徽涡阳、河南鹿邑、甘肃临洮争夺老子故里；安徽凤阳、滁州和江苏盱眙争夺朱元璋故里……总之，帝王将相、文人墨客、才子佳人，只要有点名气，都在争抢之列。

如果说历史上确有其人的名人尚可一争，那么像孙悟空这样纯粹的虚构人物的故里之争不免让人嗅到一股荒诞剧的味道。据称，福建顺昌找到了孙悟空的墓地，山东考证出了泰山就是“花果山”原型，江苏连云港[6.56 0.92%]则表示水帘洞就在当地的花果山里，而山西娄烦的文物旅游部门已经决定开发建设“花果山孙大圣故里风景区”。对此，有网友讽刺说：“纵然是神通广大的齐天大圣，这下子也找不到自己的老家了。”

更不可思议的是，西门庆这个一向以“大淫贼、大恶霸、大奸商”的艺术形象著称于世的虚构人物，竟然也有山东阳谷、临清和安徽的黄山三地争夺。尽管后来三地政府撇清说“争夺西门庆故里是媒体误读”，但是与《金瓶梅》、西门庆有关的低俗旅游项目仍然在当地上演。

为了争夺名人故里，争议双方不惜把官司打到了国家有关部委。去年8月，湖北安陆在央视4套投放城市宣传片“李白故里，银杏之乡，湖北安陆欢迎您”；此后不久，四川江油向国家工商总局状告安陆“侵权”，安陆的宣传片因此遭央视停播。9月，安陆申请注册了商标类别中第四十一类的“李白故里银杏之乡”商标；10月，江油一口气申请注册了几十个类别的“李白故里”商标。当江油官员听说国家工商总局批复安陆用“李白故里”做旅游宣传不构成侵权时，竟称：“不排除将安陆和国家工商总局告上法庭的可能。”至今，在两地政府的官方网站上仍然各自挂着“李白故里”的标语和李白的塑像图片。

争夺名人故里的战火已烧到了网络。除了以名人故里注册域名和通用网址之外，名人及其故里的商标成了另一个争夺目标。在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的注册商标查询系统里，以“夜郎”为关键词进行查询可以得到100多个结果，仅以“夜郎古国”为注册商标的就有3个。

扭曲事实架空历史，故里之争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我们对于文化是不是太过实用主义了？”

“我觉得这种做法没有任何意义，我坚决反对。”提起近来的几次名人故里之争，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委员会委员谢辰生说，“挖掘名人资源不能走火入魔。西门庆是什么人？败类！这样的人都能让地方政府急着给他找个家乡，这简直是文化的堕落，凸显了一些地方一切向钱看的倾向。”

“弘扬本土本乡的名人，重在弘扬其精神实质。‘夜郎自大’本来是一个贬义词，是批评那些视野狭窄、妄自尊大的人的，难道这也值得弘扬？打名人牌不能总是上项目，现在各地建的名人故居和文化旅游园区，不过是个小盆景，没什么精神内涵。”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民俗学会名誉理事长乌丙安认为，争夺名人故里对于中国文化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几年前，某地要搞黄帝故里，请乌丙安去参加论证会，被他婉言谢绝。乌丙安说：“第一我不是文物专家，第二当地没有文物考古的基础。有人说当地挖出了一具遗骨，经DNA检测，判断是黄帝的。这实在荒唐，如果那具遗骨是女性的怎么办？难道说是王母娘娘的？”

乌丙安认为，关于夜郎国的历史记载和考古发现并不多，单凭这点东西，是难以复原古国原貌的。“最后恐怕还是要靠想象，说不定会搞出什么奇形怪状的东西出来。研究夜郎古国的可不只是中国人，我们周边的日本、越南等国都有学者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如果我们弄出来的东西不伦不类、不符合历史事实，岂不是闹国际笑话，让外国人瞧不起？”

这样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乌丙安说，几年前他曾在某地的少数民族园里看到了只有太平洋[12.75 -2.52%]岛国波利尼西亚才有的图腾柱，而当地官员说这就是这个少数民族的传统。“把人家的东西搬过来硬说是自己的，这不仅仅是无知和可笑，更是对民族文化的不负责任。”

“这些现象的出现追根溯源都可以追溯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句流传甚广的口号上。”文化学者、作家肖复兴说，“如果说在初期为了振兴经济，使用这个口号还情有可原，那么后来则步入歧途，越走越远，已经掉进商业主义的泥沼之中难以自拔了。”

肖复兴认为，在地方政府的发展冲动和政绩压力下，文化不过是一个木偶，谁都可以拿过来牵着线动一动、用一用。“对于文化，我们缺乏敬畏之心，我们的眼睛盯着的不是文化而是经济。”他问道：“我们对于文化的态度是不是太过于实用主义了？我们对于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的理解是不是过于浅薄了？”

故里之争凸显经济诉求，急功近利易出偏差

“同情之理解”和“严格之要求”不可偏废

对于名人故里之争也不全是否定的声音。有学者认为，通过文化发展经济的思路和做法本身有其合理性，重要的是防止因急功近利而出现偏差。

文化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就认为，社会对于开发名人故里应有一种“同情之理解”和“严格之要求”，二者不可偏废。他说，名人故里之争愈演愈烈折射出的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求发展的迫切心理，争夺名人故里本质上就是争夺经济资源。

纵观这些年的故里之争不难发现，争夺名人故里最起劲的地方大都位于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相当一部分是国家级或省级扶贫重点县。自然条件恶劣、工农业基础薄弱、财政收入微薄，在这样的条件下，如何发展经济，的确令当地政府苦恼。而挖掘名人资源、带动旅游文化产业，进而促进当地发展，自然成为最顺手、最方便的选择。当地官员也不讳言，打名人牌的目的就是招商引资、发展经济。

以新晃县为例，2009年该县的财政收入为1.1亿元，尚不及中国百强县第一名的一个零头。新晃县财政局的一位负责人说，正因为贫困，只依靠自身努力难以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只有通过挖掘夜郎文化，引进外来资金，把这个项目做好了，通过发展旅游搞好经济，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生问题。

天津历史学学会理事裴钰认为，故里之争是区域经济竞争的必然结果。他举例说，“黄帝故里”之一的陕西黄陵县在“十一五”期间，旅游业年均递增27.2%，远超过当地其他产业(工业年增7.7%，农业年增9.3%)。

四川江油通过开发李白系列旅游产品提高了当地知名度，促进了经济发展。在“5·12”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前，江油旅游业的年收入就已超过13亿元，年增速超过30%。

近期闹得沸沸扬扬的“曹操墓事件”则是开发名人经济的又一例证。在墓穴真伪尚未断定的时候，就有人算了一笔账：相关旅游开发可以为河南当地带来每年4.2亿元的收益。

巨大的经济利益，成功者的示范效应，求发展的迫切愿望，三者结合，导致各地的名人故里项目纷纷上马。这些项目的显著共性就是大，投资动辄上亿元，占地动辄数千亩。但是资金从哪儿来？土地经过了哪些审批手续？项目经过了多少科学论证？……这些疑问却鲜有解答。

对此张颐武分析，一些地方之所以在这件事上出问题，一是生拉硬拽，稍有点历史联系，就敢大上项目；二是缺乏科学论证和公关宣传，没有得到民众、舆论的理解和支持，项目还没上马，就先成了众矢之的；三是一些地方搞政绩工程，劳民伤财，惹人反感。“现在只要一提争夺名人故里，没有不骂的，这也是值得商榷的，”张颐武说，“我个人还是认为，发展没有错，关键看怎么做。”

他说，现在地方政府或者有些企业，思路比较单一、狭窄，只是一看别人有个景点自己就也搞个景点，这种重复性的思路是没法发展的。“你从这个县到那个县看的都是一样的故里，只是张三换成李四，那还怎么找到真正的文化创意发展的内源性的点？”张颐武认为，像北京798、深圳大芬村这样通过文化发展经济的成功例子已经说明，“文化创意、文化发展不仅仅是通过开发一个古迹，变成一个旅游点，就能够解决的，需要在原发性、内生性上面下功夫，找到一个和本地经济文化发展趋势相结合的点。”

文化部：虚构的、负面的人物不宜命名(链接)

文化部、国家文物局今年7月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对历史文化遗产要进行科学甄别，对历史文化名人的故里、故居、重要文物所在地的认定，要本着积极有益、少而精的原则，由权威的学术机构和专家参与进行认定。对于有争议的、未经认定的，不宜命名或宣传。严禁利用历史或文学作品中反面或负面的人物形象建设主题文化公园、举办主题文化活动等。为保证命名的严肃性，各地不宜对一些负面的文化现象、历史人物和文艺形象、文艺作品中虚构的人物进行命名故里等活动。

通知指出，目前各地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问题和不良的现象：一是打着传承名人文化的旗号争夺名人故里，表面看是为了保护文化遗产，实际上是竞相争抢经济利益，名人故里之争中对于文化遗产经济价值的过度追求，已然将文化遗产商品化。二是兴建假文物，对文化遗产进行不恰当的商业利用和运营，过度的商业炒作和破坏性开发，使文化遗产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三是盲目举办祭拜活动，缺乏严肃性，造成传统文化内涵被严重扭曲。四是有的地方肆意炒作一些负面的文化现象、历史人物和文艺形象，产生了不良的社会影响，有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柒』 临清市怎么联系航拍

打电话到文化局或无人机俱乐部询问一下他们应该知道。